談炯程/文 一座八角鐘樓靜靜佇立於如今的雅典，在空曠的羅馬廣場之上，它敦實如一支消音器。晴天時，它是日晷，以陰影測度著時間；夜晚，或陰雨綿綿之際，塔內的水鐘便會派上用場，滴漏的聲音使人感受到時間的存在，那細密的噪音幾乎可以滲入你的皮膚，讓你恐懼。
在這座古城中，時間的流速是不一樣的，生者與死者分享同樣茂盛的陰影。後者，那些雅典黃金時代的古人，因他們的死亡而不朽，反比速朽的我們擁有更熱烈的生命。你可以在雅典的街巷中找到他們的刻痕。就譬如這座鐘樓，它被稱為「風之塔」，又名基爾斯托斯鐘樓。據傳，它是在公元前1世紀由馬其頓天文學家安德羅尼庫斯建造。在眾多雅典旅遊手冊中，它又被稱為「蘇格拉底之墓」。
實際上，這位哲學家並未埋骨於此。甚至，在公元前399年的那次著名的審判中，水鐘也應被視為謀害蘇格拉底的兇手之一。在法庭上，蘇格拉底必須在水鐘漏完之前完成自己的辯護，因此，他的生命便系於這一只陶罐的容積。他對此表示不解，如果擁有更多時間讓他的言辭發酵，人們便會更充分地考慮這場死刑判決。
生活在2400年前，習慣那以節日和儀式編織成的鄉村歷法的蘇格拉底，並不熟悉現代意義上的時間。古希臘語中的「hora」直到公元前4世紀後半葉，才擁有了「小時」的含義，在此之前，它可以指代一個季度，也可以表示某一段指定長度的時間。在各種意義上，我們都能說，蘇格拉底所生活的時代，是時間開始的時代，而他正是這個時代的刻度之一，也許是最重要的刻度。
雅典民主的誕生
一本簡明扼要的評傳，譬如英國歷史學家保羅·強森的【蘇格拉底：我們的同時代人】（以下簡稱【蘇格拉底】），將導引我們進入蘇格拉底的雅典。這位哲學家親歷了雅典民主制的盛極而衰的過程。他人生中大部份光陰，雅典都處在伯瑞克利統治之下。作為彼時雅典的立法者，伯瑞克利如同他的先行者梭倫與凱瑞斯提尼，將城邦視為一塊未經修整的大理石原石，而政治之於城邦，就像雕塑藝術之於大理石，它讓一種本質性的思想從空白中湧現。
【蘇格拉底：我們的同時代人】
[英] 保羅·強森 | 著
郝苑 | 譯
大學問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3年9月
透過伯瑞克利的努力，公共空間於焉興起。雅典的街道成為容納思考的場所，或清澈或渾濁，言辭之流在毛細血管般的街巷中湧動，沖刷出文明的卵石。這便是為何，當雅典法庭以微弱多數判處蘇格拉底死刑時，譚寧願接受死亡，也不願選擇流放：只有在雅典，他才能夠在街道與廣場之上，在大眾之中思考，在對話與反駁之中，不斷確證自身的有限性。雅典民主體制的最終形態，即是一種近乎純粹的大眾政治，人本身成為尺度，在歷史上第一次擁有如此充分的主體性。
【蘇格拉底】一書給出了某種描繪蘇格拉底人生的範式，即把蘇格拉底視作雅典黃金時代的精神表征。似乎，書寫蘇格拉底就像在用史料編織一個甜甜圈，作為旁證的材料堆砌著，被各種史觀烘焙成某種宏大敘事，但這敘事的核心卻是一片空洞：色諾芬在回憶錄中幾乎逐字記述了蘇格拉底的一些言論，在保羅·強森看來，這位【長征記】的作者或許是一位傑出的軍教紀實作者，但他卻無法理解蘇格拉底心靈的「堅強、敏銳和輕快」；柏拉圖的著作是我們了解蘇格拉底哲學的主要途徑，不過阿加德米學園的創始人畢竟不同於在公眾中生活、思考的蘇格拉底，盡管柏拉圖的早期對話錄仍相當忠實於蘇格拉底言說的原貌，中後期的柏拉圖卻愈發傾向於讓他筆下的蘇格拉底成為傳達他學說的人格化面具。
保羅·強森寫道：「作為一位知識分子，柏拉圖開始闡述他自己的理念。作為一個學者，他迅速將這些理念融入一個體系之中。作為一名教師，他不僅用蘇格拉底來傳播他的理念，而且還用蘇格拉底來讓這些理念永存。」在他看來，柏拉圖的做法，不啻於對蘇格拉底的第二次謀殺。故而，我們只能透過這些旁證去接近那個名為蘇格拉底的空洞，透過對雅典黃金時代主流意識的勾勒去找尋蘇格拉底哲學的原點。
公元前594年梭倫改革雅典的政體，確立了財產等級制及議事會制度，寡頭的權力被限制。由於梭倫並非民主派，真正意義上的雅典民主制要到梭倫改革90年後才出現。當時，雅典城內親斯巴達的伊薩格拉斯與平民派的凱瑞斯提尼爆發沖突。赫洛多德在【歷史】第五卷中記載，當伊薩格拉斯處於下風時，他請求他的舊日好友斯巴達國王克琉墨涅斯出兵雅典，將凱瑞斯提尼一派作為「受詛咒者」放逐。
礙於斯巴達的武力威脅，凱瑞斯提尼暫時離開雅典，斯巴達國王和他的一支衛隊進入雅典衛城，試圖解散議事會，於是，在公元前508年，支持議事會的雅典人圍攻了占據衛城的斯巴達人，3天後，斯巴達人被迫與之休戰，凱瑞斯提尼一派在雅典人的邀請下回歸，來到了這座陷入政治真空的城邦。在凱瑞斯提尼手中，「de－mos-kratia」誕生了，在古希臘語中，這是一個復合詞，意為「人民的統治」。
黃金時代的哲人
在蘇格拉底活躍的時代，雅典抵達了它的巔峰。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同樣生活在這個時代，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敘了所謂「雅典帝國」的興亡，在這部史學名著的第二卷，修昔底德借伯瑞克利之口說道：「我們的城邦是全希臘的學校，我認為世界上沒有人像雅典人這樣，在個人生活的許多方面如此獨立自主，溫文爾雅而又多才多藝。這些並不是在這樣的場合下的一種空自吹噓，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我們城邦的勢力就是靠這些品質獲得的。」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古希臘] 修昔底德 | 著
謝德風 | 譯
商務印書館
2018年6月
這篇經修昔底德之手編輯的演說詞，本是為悼念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犧牲的雅典將士，如今已成為論述雅典民主制度的經典文本。從中，我們可以管窺支撐這一制度的社會心態，保羅·強森在【蘇格拉底】一書中稱之為雅典的樂觀主義。修昔底德提到，正是雅典人的祖先，在波斯的入侵下保衛了希臘，一個以雅典為核心的海權帝國才得以建立。蘇格拉底出生時，恰逢希波戰爭落幕，雅典人開始在一片瓦礫中重建家園，舊城的碎片被砌入長墻之中，仿佛雅典人有意讓這段悲慘的過去守衛他們的城市。蘇格拉底的父親索福洛尼克斯就是雅典城中的一名石匠，他與來自泛希臘的石匠共同構築了雅典外在的莊嚴。而這座城市內在的高貴，則由哲人、詩人與公民一同維系。
戰火一度摧毀雅典城，卻為雅典人留下3份贈禮，一是在雅典周圍意外發現的儲量豐富的銀礦；二是仰賴銀礦的開采，在地米斯托克利的主導下，雅典人從無到有，建立起一支強大且有實戰經驗的海軍，這支海軍在莎拉米斯海戰中傳奇般地擊敗數倍於己的波斯海軍；最後則是，基於希波戰爭勝利帶來的威望，雅典成為提洛同盟的盟主，並且透過對同盟共有金庫的控制，一步步將同盟轉化為以雅典為核心的帝國。利用金庫中盟友的貢金，伯瑞克利將雅典打造成一座充滿奇觀的大理石之城。「這些巨大的建築物」，伯瑞克利說道，「不但讓當代人，也讓後世對我們表示贊嘆。」
根據羅馬史學家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的記載，伯瑞克利曾師從智者學派的戴蒙、芝諾與阿那克薩戈拉，他們分別教授他政治學、辯論術與倫理學。這些哲人共同引發了一場智識上的變革，使人們從關註神明，轉向關註塵世。
蘇格拉底兩歲時，有一枚隕石在達達尼爾海峽附近墜落。英國歷史學家Beta妮·休斯在【毒堇之杯：蘇格拉底、希臘黃金時代與正當的生活】一書中寫到：「出人意料的是，並不是所有希臘人都在哀嘆這是眾神的怒火。不久，雅典娜之城的一位古怪的哲學家阿那克薩戈拉就用一種瘋癲的理論逗樂了別人，他認為恒星和行星並不是什麽天上的生靈，而只是一些滾燙的巖塊。他的信念似乎如願以償地得到了那塊天降隕石的證明。」雅典黃金時代的哲人，逐漸補綴出早期人本主義的圖景。正是他們制造出所謂「新神」。蘇格拉底日後被指控的瀆神罪行，其雛型就掩藏在彼時希臘的智識世界中。
普羅泰戈拉，蘇格拉底最強勁的對手，被後世廣泛視為希臘哲學中人本主義的代表。他將對人自身的信仰，提升到近乎絕對的地步。人成為萬物的尺度，這意味著，一切真理都可以在言辭的透鏡之下，被灼燒成泛著焦糊味的立場。在他面前，即使蘇格拉底慣用的反諷也顯得笨拙。普羅泰戈拉和所謂智術師們，顯然明了言語的力量，他們販賣這種力量以求得財富，這正是蘇格拉底憂慮的地方，詭辯會腐蝕城邦的根基，智識上的自滿亦將使城邦裹足不前。與智術師不同，蘇格拉底從不向他的門徒教授操縱人心的修辭術，而是催促他們去認識自身的有限性。「無知」——這便是蘇格拉底哲學中的核心悖論。正是由於蘇格拉底坦言自己的無知，他才是神諭中那位「雅典最有智慧的人」。
非政治的先知
在亞里斯多德看來，人天生就是一種政治動物，城邦生活也必然被政治包圍，如同蜂巢中的蜜蜂，雅典人每日都在品嘗權力的花粉。在戰場上，士兵蘇格拉底的英勇與堅毅人所共知。在【會飲篇】中，亞西比德回憶起掩護部隊掩退時的蘇格拉底，他「兩眼瞟著左右，不動聲色地掃視朋友和敵人，讓人個個老遠就明白，誰要是碰一下這男人，他會極為堅定地捍衛自己。所以，他以及他的友伴都安然撤離」，但蘇格拉底卻有意地疏遠了世俗意義上的政治。這樣的態度最終讓蘇格拉底成為了殉道者。
公元前399年的那次致命的毀謗，其本質是一場政治迫害。在此之前，雅典瘟疫奪走了伯瑞克利的生命。伯瑞克利一派的政治生命也成了陪葬品，雅典人將瘟疫視作對伯瑞克利派系的神罰，他們因此遭到放逐。瘟疫、戰爭失利與政治動蕩耗盡了雅典帝國的戰爭潛力。公元前404年春，曠日持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雅典向斯巴達投降告終。隨後，斯巴達扶持「三十僭主」統治雅典，為首的正是蘇格拉底的兩位學生，凱瑞蒂亞與查米迪斯。這些人的殘暴超出斯巴達人預料。他們建政期間非法處決的雅典公民達1500人，隨後的內戰導致雅典損失了5%的人口。最終，斯巴達只得預設雅典民主派的復辟，而血腥與不安之門一旦開啟，這重新建立起來的民主便成了弗蘭肯史坦般的怪物。恐懼並不能帶來自由。
蘇格拉底的教導，是否應該為「三十僭主」的恐怖統治負責？這位刻意非政治化的先知，難道應當被視為開放社會的敵人？保羅·強森認為，蘇格拉底並不一定會贊同柏拉圖等級分明的理想國。他與鞋匠、石匠、麵包師一同生活，與他們討論哲學就像談論天氣，他的思想場域並非封閉在一個精英化的學院內，而是實實在在地楔入雅典的城邦生活之中。透過思考，透過不斷越過無知的邊界，他書寫著這座城市的靈魂：平等、開放與可能性。仿佛水一樣可塑，一樣彌散於某一特定的時空之中，為這時空所塑形，也同樣可以刺破它，通向無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