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之概念
「王友」古希臘語作「Φίλοι τοῦ βασιλέως」,「Φίλοι」譯為「friends」，即朋友，「τοῦ βασιλέως」為古希臘語屬格形式，譯為 國王之從屬 ，所以中文通常譯為「王友」。
在希臘化時代的史料中，往往略去屬格，只作「Φίλοι」以指代王的朋友，常與國王（βασιλεύς）一詞共同出現。
王友並非簡單意義上的國王的朋友，而是 指希臘化時代特有的輔政群體 ，國王授予有能力的政治精英以 「朋友」 的頭銜，朋友則盡資政議事之能， 為國王出謀劃策，輔佐國王治國理政 ，是為國王的近臣。
王友這一群體在希臘化時代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 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以來東西方融合的產物 ，既是對古希臘 友愛、儀式化友誼觀念 的發展和延伸，也是對古老東方宮廷文化和馬其頓王權傳統的吸納與利用。
在東方的波斯，統治帝國多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就已 將宮廷文化運用地駕輕就熟 ，國王授予朝臣許多榮譽頭銜，其中就有 朋友（philos）或恩主（euergetes） 等頭銜，並把他們的名字及頭銜記載於書中。
向朋友征求意見的行為也並不是原創的，因為從伊索克拉底以來， 向朋友征求意見的必要性 在希臘政制文獻中就已經司空見慣。
在希臘化時代之前的宮廷中也能看到朋友參與事務討論的情況，不僅在赫爾米亞斯（Hermias）等僭主的宮廷中能看到詢問朋友意見的習慣，在馬其頓宮廷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國王向夥友等隨從征求意見。
可以說，古代世界是一個情感關系的時代， 個人關系 決定了社會的運作。
友愛的傳統也在古希臘歷史上由來已久， 作為一種自願、親近的聯系 ，以不同的具體內涵存在於不同時代。
實際上，希臘人無論居住在何處，無論是在 城邦、村社還是國王的宮廷 ，都帶著他們的政治社交習慣，而這些習慣就是建立在友愛之上的。
從荷馬史詩中戰士之間的個人聯系，到雅典民主的平等主義聯系，到希臘化和羅馬時期國家中地位意識的聯系， 友愛 不僅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也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連結。
所以從邏輯和歷史上來看，友愛要先於城邦而產生。
有關古典時代友愛的具體內涵多見於亞里斯多德的論述，他在【修辭學】中將友愛所涉及的活動定義為：「想為某人做自己認為好的事情，為了他人而不是為了自己，並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傾向於為他做這樣的事情。」
在荷馬史詩中，友愛只是 氏族共同體內部 的戰士同伴之間個人的依戀，也作為形容詞「親愛的」（dear）來使用。
真正被賦予更多的意義是在城邦建立之後，城邦生活的現實紐帶是 規定權利與義務的契約關系 ，但是在這種契約實際形成之前，友愛是一種更為基本的將城邦公民團結在一起的力量。
亞里斯多德就將友愛視為城邦的紐帶，並把友愛置於公正之上，因為朋友關系的建立是自願的，由善意來定義，而不是基於 血緣或種族 聯系，比如家庭或部落的共同成員身份，於是在古典時代公民共同體內部講求平等的背景下，朋友被賦予了崇高的地位，保羅米利特概括了希臘流行的觀念：「在選擇朋友時，首要考慮的是全部報酬對方的付出的意願和能力。」
朋友在公民政治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整個古典時代，政府都是由有投票權的公民組成的，有學者認為雅典政治通常是透過朋友之間的 非正式個人區域網絡絡 進行的。
勞勃·康納寫道：「 五世紀雅典的政治團體主要是朋友團體 ，因為個人紐帶和忠誠是政治活動和成功的基礎，而不是 階級利益或國家政策 。」
赫特也提出：「城邦的所有自由公民都被認為是以友誼的方式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政治被視為行使友誼的手段。」
所以在古典時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友愛與公正相輔相成，公民共同體掌握國家權力參與政治，且 內部相對平等，法律至上 ，友愛在這個時代被賦予了平等性的重要內涵。
亞里斯多德強調平等是友愛的一個基本要素，因為它保證了雙方的關系是 互利、愉快和有益的 。
有德行的人應該把朋友當作第二個自己，對他應該像對自己一樣。
到了希臘化時代，政治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開始了由城邦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形態向大的集權國家主導世界的轉變。
建立初期的王權國家並不穩定，這種初期的 不合法性以及統治者對希臘文化的推崇 ，使得新時代的統治者繼續用友愛的準則來組織朝臣們的 社會行為 ，但與古典時代城邦所強調的友愛很不一樣，新的重點被放在 對國王的坦率和誠實上 ，因為這些品質是統治者治理國家所必需的。
於是傳統的友愛觀念在新時代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在「友愛」觀念的影響下，國王挑選自己的「朋友」，讓來自希臘世界的人才們成為自己的王友，組成王國的 領導階層 。
對友愛觀念的運用，以朋友為名的招募，體現了國王為籠絡希臘世界的人才而采取的對希臘傳統友愛觀念的吸納與改造。
由於時代的變化， 希臘化時代國王的「朋友」，與古典時代平等友愛的朋友已經大相徑庭 ，更大程度上被認為是 國王的政治追隨者 ，我們需要結合新的時代背景去理解。
可以說，王友這一獨特的群體在希臘化時代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希臘化時代與古典時代一個個獨立的希臘城邦不同， 其疆域橫跨亞歐非三洲 ，亞歷山大的征服帶來的是一個環繞地中海的廣闊帝國，帝國的建立依靠的是 亞歷山大的軍事強權 ，亞歷山大手握軍隊，是一個絕對意義上的君主。
公元前 323 年結束印度的征戰返回巴比倫後，這位國王便開始進行新政府的規劃，並準備建立一支偉大的艦隊，以期踏入阿拉伯半島，繼續其 「亞洲之王」 的願景。
但時間並沒有善待年輕的國王，是年 6 月的一次宴飲過後，亞歷山大身患瘧疾一病不起，死神甚至沒有等待他指定繼承人便奪走了他的生命，也因此給軍隊帶來了極大的混亂。
亞歷山大遺腹子尚未出生，其生身母親還是非馬其頓的異族， 沒有合法繼承人 的困境使舉國上下一片喧囂。
馬其頓的將軍、亞歷山大生前的夥友們擁兵自重、各不相讓 ，戰爭很快打響。
這場 繼業者戰爭 持續了亞歷山大死後一整代人的時間，期間建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王國。
隨著前 281 年塞琉古進攻呂西馬庫斯在小亞的領土並大獲全勝，繼業者王國最終在地中海世界穩定在三個王朝： 馬其頓的安提柯王朝、西亞和中亞龐大的塞琉古王朝、埃及的托勒密王朝 ，可謂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興建帝國少不了軍功，但打贏勝仗並非大功告成，熬過殘酷內戰的希臘化國王們還面臨著新的挑戰。
一方面，這場因為沒有合法繼承人而打響的戰役，局勢穩定後同樣也沒有合法的國王出現，新國家的國王們只是亞歷山大生前的部將，沒有一人擁有 馬其頓阿吉德皇室血統 ，他們只是 依靠著強大的軍隊對國家進行統治 。
另一方面，新的王國百廢待興，國家急需政治精英協助處理國政，君主制王國需要高效的建制。
於是在君主制國王初期的不合法性、國王牢牢把控軍隊期望大權獨攬、國家急需輔政人員等因素的作用下， 不計較出身、忠誠的、非正式的「朋友」群體的出現 ，似乎是最完美的解決方案。
上述情況可以用【蘇達辭書】（Suda）中有關王權（βασιλεία）的詞條加以解釋： 王權是沒有問責制的統治，只有智者才能維持。
君主權力既非由自然也非由法律賦予人們，而是賜給那些能夠領導軍隊和明智處理事務的人，腓力和亞歷山大的繼業者便是如此情況，血緣關系對於腓力的親生兒子並沒有益處，因為他的 靈魂軟弱 。
而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們卻成了整個人居世界的國王。
由此看來，國王們已經牢牢把控軍權，王友的出現則 解決了處理政務方面的問題 ，君主專制制度很快便在希臘化時代穩固發展。
王友群體遍布於希臘化時代的三個王國中，無論是 佩拉（Pella），亞歷山大城（Alexanderia），還是安提阿克（Antioch） ，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
他們簇擁在國王周圍，幫助國王處理不擅長的國務，有些也被派去掌管 地方事務 ，王國的運作有條不紊。
民主政治已經謝幕，君主專制如日方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