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軍歷史上有一位最坑的「神將」，他是唯一全程參與中央紅軍長征的西方人，可他也讓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損失慘重，險些萬劫不復。
他的名字叫李德。
01、特工李德
李德，1900年9月2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原名奧托·勃勞恩,後取漢名華夫、李德。
李德的意思就是"姓李的德國人"，實際上，他是奧地利人。
他之所以說自己是德國人，是因為在近代世界史上，德國盛產名將，列寧推崇的【戰爭論】作者克雷塞維茨和毛澤東景仰的外國名將毛奇，以及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國人。
其實，當時中國挺迷信德國名將的，包括蔣介石都喜歡任用德國顧問。
蔣介石任命的第五次「圍剿」顧問就是漢斯·馮·塞克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任麥肯森第十一軍團、卡爾大公軍團、約瑟夫大公軍團及土耳其軍團最高統帥的參謀長，德國陸軍總參謀長，戰後又任巴黎和會德國代表團軍事代表。
1920年到1926年任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提出並實施了建立10萬「袖珍陸軍」的計劃，從而奠定了德國陸軍重新崛起的基礎。1926年晉升一級上將，不久便退休。
而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只是一個團長，並沒有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
兩人差距有如雲泥之別。
就是在一戰期間，李德參加德國共產黨。
1918年，李德參與建立巴伐利亞蘇維埃。
1926年，李德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
1928年，李德越獄逃往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32年春，32歲的奧托·勃勞恩從蘇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兩周後緊急受命，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中國。
他穿一身西服，帶一張奧地利護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經滿洲裏到哈爾濱，與設在此地的蘇軍秘密情報機關負責人赫爾曼·西伯勒爾會合後，迅速趕往大連，再轉乘輪船來到上海。
他此行的目的是為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駐中國情報機構「佐爾格小組」承擔送錢救人的任務。
沒錯，他的真實身份其實是一名特工，當時準備和他一起來中國的還有曼弗雷德·斯特恩，他才是共產國際任命的總軍事顧問，可是他遲遲都沒有到來。
李德到上海後，上海的中央負責人聽說他是國際來的，又懂軍事，就開始犯迷糊。
這年年底，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央隨博古、洛甫、陳雲最後轉移到江西的中央蘇區。
博古、洛甫動身前，主動要求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將李德派往蘇區，擔任軍事顧問工作，李德本人也將計就計地同意了，
於是，一個特工經過層層加碼，陰差陽錯之下，居然成為了一個「軍事顧問」。
02、軍事三人組
1932年10月3日至8日，蘇區中央在江西寧都縣東山壩鄉小源村榜山祠召開全體會議，這就是著名的寧都會議。
這次會議在「左」傾思想占上風的情況下，透過了「左」的軍事行動方針，要求紅軍以進攻戰略粉碎敵人大舉進攻，進而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及鄰近省區的首先勝利。
並且對毛澤東的軍事主張進行批判，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被撤銷，由周恩來接任，自此之後，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和指揮權逐漸被剝奪。
這年12月，蔣介石集結4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
1933年3月，中央紅軍在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等人領導下，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這年9月，蔣介石在德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建議下，發動100萬兵力，東南西北思路大軍，采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
9月25日，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正式打響。
此時，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完全占據了統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正確建議，用陣地戰代替遊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使紅軍完全陷於被動地位。
9月27日至28日，敵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率軍攻克中央蘇區東北門戶和軍事要地黎川。
就在這時，李德抵達瑞金。
在中央領導人博古和王明的支持下，李德接管紅軍軍事指揮權，成為中央紅軍最高指揮官，由此組成了李德、博古、王明軍事三人組。
三人中，博古、王明並不懂軍事，於是把軍事指揮大權全部交給了李德。
實際上，李德的軍事水平也是半桶水，這是他第一次指揮大兵團作戰。
03、第五次「反圍剿」
客觀的說，這次蔣介石來勢洶洶，而且改變了以往的計劃，漢斯·馮·塞克特主張的「堡壘戰術」正好擊中中央紅軍的要害。
前面四次「反圍剿」中央紅軍主要采取誘敵深入方針，在根據地內部集中優勢兵力采取大規模運動戰，殲滅敵人，打破敵人的「圍剿」。
而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敵人采取的堡壘主義戰術，穩紮穩打，遙相呼應，逐步推進，使得紅軍無法充分發揮這個優勢。
加上敵我實力相差懸殊，第五次「反圍剿」確實面臨嚴重挑戰。
但是，中央紅軍並非不是沒有克服困難，沖破敵人圍剿的可能。
當時，中央主力紅一方面軍，下轄紅一、三、五、七軍團，加上地方紅軍，兵力達10余萬，根據地面臨五六萬平方公裏，人口近三百萬。
而且堡壘主義，使得敵人極為依賴堡壘，本質上是一場持久戰，容易造成敵人疲乏、分散兵力，也無法在根據地周圍築建足以限制紅軍行動的堡壘。
重要的是，敵人內部矛盾重重，四路圍剿主力只有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和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是蔣介石心腹，南路軍總司令粵軍軍閥陳濟棠和，西路軍總司令湘軍軍閥何健並不是蔣介石嫡系，對圍剿是不太積極的。
加上此時中央紅軍已經和十九路軍蔡廷鍇、李濟深、陳銘樞等人訂立抗日反蔣協定，中央紅軍如果好好操作，是有騰挪空間的。
而且，此時中日矛盾日子尖銳，由於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引起全國各界的反對。
如果中央紅軍采取毛澤東正確主張，依然可以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
可惜，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博古等人就錯誤地認為這是爭取中國革命勝利的總決戰，開始推行冒險主義。
李德完全支持這種冒險主義，第五次「反圍剿」初期，推行「兩條道路決戰」和「速勝論」觀點，主張「全線出擊」、「禦敵於國門之外」，犯了進攻冒險主義錯誤。
結果，紅軍一出擊，正中敵人下懷，經過2個月浴血苦戰，卻未能禦敵於蘇區之外，反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完全陷於被動地位。
進攻受挫後，李德又開始推行消極防禦的戰略，要求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以制止國民黨軍的「圍剿」。
1933年11月20日，中央紅軍轉入戰略防禦初期，十九路軍發動了福建事變，公開樹起反蔣抗日旗幟。
這是紅軍一次天賜良機，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勝利的關鍵，可是李德非但不和十九路軍相互支援，反而趁這個機會想貢獻南昌、長沙。
讓蔣介石沒有後顧之憂，得以集中兵力擊敗十九路軍。
1934年1月21日，福建事變失敗，蔣介石得以重新圍剿中央紅軍，李德讓一個勝利機會白白溜走！
這時，蔣介石開始命令陳誠、羅卓嬰的三路軍；薛嶽的六路軍，采取堡壘攻勢，以建興、廣昌、興國為目標，施行重點進攻。
結果，李德又實行單純防禦，喊出「不放棄蘇區寸土」口號，犯了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錯誤。在敵人修建碉堡、步步推進的同時，紅軍也在江西黎川以南、廣昌以北等地的城、鎮、村交通要道上構築碉堡，分兵把守，處處設防，寸土必爭，並且生搬硬套歐洲街壘戰的教條，命令紅軍構築要塞式防禦陣地，號稱是「永久工事」，采取「以碉堡對碉堡」和「短促突擊」的戰術。
李德完全就是照搬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塹壕戰。
可是，這能是一回事嗎？
蔣介石固然不如法國那麽強，可紅軍也遠不如德國。 於是，這幾乎註定了第五次「反圍剿」的結局。
04、長征
1934年4月10日，蔣介石集結11個師兵力，兵分兩路向中央蘇區重鎮門戶廣昌進攻，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第十三師等部浴血奮戰，鏖戰至4月28日，廣昌失守，紅軍損失嚴重，形勢危殆。
5月，中央紅軍開始準備將紅軍主力撤出根據地的決定。 為籌劃戰略轉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
7月，中央紅軍只好命令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人率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挺進，與方誌敏領導的紅十軍匯合，組成紅十軍團，建立新的蘇區；
命令蕭克、王震、李達任等人率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突圍西征，到湘中發展遊擊戰爭，希望調動蔣介石「圍剿」軍，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
最終北上抗日先遣隊幾乎全軍覆沒，尋淮洲犧牲，方誌敏被俘後英勇就義。
而紅六軍團雖然成功順利渡過湘江，進占西延（今資源）城，在貴州印江縣木黃同賀龍率領的紅二軍團會師，可依然沒有調動敵人主力。
10月初，敵人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域進攻，迅速占領了興國、寧都、石城一線。
紅軍的機動回旋余地更加縮小，在蘇區內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已無可能，第五次「反圍剿」已經失敗。
中央紅軍被迫結束蘇區，進行戰略轉移。
10月10日，中央紅軍主力8.6萬余人，從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發，開始了著名的長征。按照預定計劃，中央紅軍準備轉移到湘西地區同紅2軍團、紅6軍團會合。 10月17日，中央紅軍由於都南渡貢水，拉開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序幕。
當時，蔣介石為了消滅紅軍，布置了四道封鎖線。
第一道封鎖線：東南起於安遠、信豐，西北迄止贛州、南康、大余間，以桃江為天然屏障，南北長約120公裏，東西寬約50公裏；
第二道封鎖線設在粵北韶關的仁化縣，國軍分南北兩路，北路為中央軍，時薛嶽率領吳奇偉，周渾元2個縱隊，共4個師追擊，南路是粵軍，由余漢謀率領李振球，葉肇，李漢魂三個師堵截；
第三道封鎖線設在粵漢鐵路沿湘粵邊湖南境內良田到宜章之間；
第四道封鎖線就是湘江。
就在這時，李德又執行「只走不打」的消極逃避路線。
致使中央紅軍始終沒能擺脫敵人的圍堵。 一路上，紅軍損失慘重，至11月15日,中央順利透過國民黨軍設定的第三道封鎖線，擺在紅軍前面的就是第四道封鎖線湘江！
當時，李德單純的希望突破四道封鎖線，與賀龍、蕭克率領的紅二、六軍團會師。
問題在於，蔣介石能不知道你的目的嗎？
蔣介石馬上調集重兵，在湘江布下天羅地網，企圖在湘江地區殲滅中央紅軍！
李德不管，認準了這點就頑固地往裏鉆。
更神奇的是，長征期間，李德鬼使神差的擺出一個詭異的陣型，兩個軍團在左,兩個軍團在右,軍委兩個縱隊居中,一個軍團斷後。
即以林彪、聶榮臻率領的紅一軍團為左路前衛；
羅炳輝、蔡樹藩率領的紅九軍團掩護左翼；
彭德懷、楊尚昆率領的紅三軍團為右路前衛；
周昆、黃更率領紅八軍團掩護右翼；
葉劍英、羅邁率領的中央和軍委機關及直屬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居中；
董振堂、李卓然率領的紅五軍團斷後。
這個陣型完全就是一個甬道式陣型，在歐洲平原地區還能快速突破，可是在崇山峻嶺、羊腸小道的長征路上，這個陣型非常不利於快速行軍，擺脫敵人。
當時，中央紅軍副總參謀長、第一縱隊司令員葉劍英就發現不妥。 他馬上建議李德改變陣型，結果李德斷然拒絕。
於是，在李德的錯誤指揮下，中央紅軍走走停停，十分緩慢地前行。
以至於中央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時損失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損失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損失8600余人；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損失38000多人。
中央紅軍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余人銳減為3萬余人。
就打成這樣了，李德還寄希望於與紅二、六軍團會師。
再聽他的，中央紅軍必定全軍覆沒！
於是，在渡過湘江後，毛澤東建議放棄與紅二、六軍團匯合的原定計劃，改向貴州進軍，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讓大軍得以喘息。
慶幸的是毛澤東的建議得到中央軍委的肯定。
12月18日，中央紅軍在攻占黎平後，召開一次會議，史稱「黎平會議」，會議透過了毛澤東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李德錯誤指揮第一次得到否定。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央紅軍依照黎平會議精神，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總結了李德、博古、王明在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前期的錯誤指揮經驗教訓，逐漸確立了毛澤東軍事指揮地位。
3月11日，在茍壩會議上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3人組成的新的「三人團」指揮中央紅軍。
從此，中央紅軍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保證，中央紅軍轉危為安、中國革命轉危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