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驚悉馬識途先生道山遽返，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全體同仁不勝痛悼！
馬識途先生身兼革命家、作家、書法家三種身份，在其漫長的人生歲月中，歷經風雨，矢誌不渝，始終保持著昂揚的革命鬥誌和充沛的藝術激情，年逾百歲之後，依然筆耕不輟，令文壇震動，令世人景仰！
馬識途先生是成都杜甫草堂的老朋友，一直關心草堂的建設和發展，曾多次親身參與草堂的活動。2012年，在杜甫誕生1300周年紀念大會上，馬先生講述了自己對杜甫的尊崇之情以及自己跟隨聞一多先生學習杜甫詩歌的寶貴經歷，至今對我們仍有很大的啟發意義。2017年，馬先生以103歲高齡為草堂題寫「杜甫千詩碑」五個大字，用筆灑脫，神完氣足。
馬識途先生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大損失，哲人其萎，風範長存！今特推播其【在杜甫學術研討會暨四川省杜甫學會第十六屆年會開幕式上的發言】，以示紀念。原文刊載於【杜甫研究學刊】2012年第4期，總第114期。
今天，我們在杜甫草堂舉行偉大詩人杜甫誕生一千三百年紀念會，舉行學術討論會，我有幸參加有如此眾多學者參加的杜甫研究學術討論，十分高興。我們紀念杜甫的辦法，建立紀念性建築，開紀念會，出版杜甫詩集，都好。我認為最好的紀念方法是建立杜甫研究會並經常開學術討論會，研究我們如何認真學習杜甫，以提高我們的創作詩歌的水平。今天，我們這裏就是以這樣的形式來紀念杜甫，所以我樂意參加。
杜甫研究會送請柬的同誌對我說，一定請我參加並講話，我說：「參加紀念會我一定來，但是，要我講話我確實為難。因為我不是研究杜甫的專家，講空話，非我所願；講學術，非我所能。」但是他們堅持一定要我來講話，以什麽理由呢？就是杜甫研究會的第一次年會我參加了，那是三十幾年前了，在那次學術討論會上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因為有的人說杜甫是一個偉大的人民詩人，但是他的許多作品裏可能還有一種「尊君」的思想，到底如何來解釋這個問題？當時我說了我的看法，我說：「杜甫的‘尊君’思想在他的那個時代，忠君就是愛國，就是愛民，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必 然是要透過封建社會的最高國家權力機構才能夠真正地發揮他愛國愛民的可能，所以杜甫‘尊君’忠君沒有什麽問題。」實際上，我們要查一查古代的詩歌，可能很多人都有這樣的詩句，難道李白沒有嗎？其他王維也罷，孟浩然也罷，他們思念國君的詩句都很多。所以作為當時那個歷史時代，出現這樣的一種現象並不覺得是奇怪的事情。即使我們到了現在不是有時候我們還是喊「萬歲」嘛，這是和時代有關的，這是時代的一個特征。
在這樣一個學術會上，我作為一個作家，一個對杜甫非常崇拜的作家，說大家說過很多次的話，覺得有點為難。但要真正說什麽，因為我確實沒有深入研究過杜甫，所以沒有辦法。我想在這個學術研討會上把我70年前，在西南聯大中文系學習唐詩、研究唐詩，在這個課程中討論很多問題的一些軼事，講一講。當時，聞一多先生開了「唐詩」課程，我選修了。其中重要的內容就是關於李白、杜甫兩位詩人。西南聯大這所大學是一個研究型的大學，那裏的教授從來不照教育部規定來開課來教學，甚至於他們還經常批評教育部。我曾看到過西南聯大報給教育部的一個抗議性的文章，說：「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永珍，要同歸而異途，一致而百慮，豈可以刻板文章，勒令認同？」不同意教育部的教程。實際上，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的教授們開課從來就沒有什麽教程，而是把他們研究的最新成果，用來開課。開課也不是按本宣科，而是作引導性的一般的講演，提出新的見解，新的問題，介紹新的參考書目，與同學們共同教學相長，共同研究。而且，學生不必不如先生，照樣的可以在課堂上提出不同見解，進行爭論。聞一多先生當時所開的「唐詩」就是這種情況。
在他的課堂上，我們討論的重點是李白和杜甫，也旁及李商隱、王維等詩人。我記得當時大家對李白、杜甫有共識，都認為李白是天馬行空、自由浪漫、豪情萬丈的千古巫師，恐怕中國是不會再出現一個李白了，所以我們稱他為詩仙。因此，大家的看法，包括聞一多先生都認為李白是可讀而不可學的，而杜甫則是可以學而不可及的。杜甫他關註現實，他在動亂中流寓西南天地間，報國無門，乞食草堂，貧病交加，返鄉無路。他雖曾迷醉於巴山蜀水的山川景色，但是他更關註的是民生疾苦，在這裏創作了他一生最精彩的詩歌，沈郁頓挫，感人肺腑，所以稱為詩聖。因此，大家都知道，用一句話概括李白的詩作，那就是天馬行空；杜甫用一句話來概括其全部詩作，那就是沈郁頓挫，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結論。至於李商隱，他的詩帶有一種夢幻神秘的色彩，至今眾說紛紜，然而這正是李商隱的長處，詩無達詁，詩貴多義。王維的詩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恬淡空靈，蘊含哲理。所有他們這些詩人都在中國文化、中國詩歌領域各立高峰，後來的人幾乎是無法企及的。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就說到底李白是不是可以企及和超越的，杜甫是不是可以企及和超越的，我們當時爭論很多，有人認為可以超越，可以企及，大家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最後認為李白是千古一人，可以欣賞，可以讀他，不能學他，不可超越；杜甫也是一個高峰，是可以學習的，但是後人無法企及他。那麽這個道理在什麽地方呢？當時很多人從唯物論出發，認為沒有什麽不可以超越的，但另一方面，確實作為詩歌來說，要想超越，不大可能。因為詩歌本身有其歷史發展的過程，唐朝就是唐朝，那個時代已經止了。那個時候（註：指西南聯大時代）已經不是唐朝了，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再超越李白、杜甫也就不是唐詩了，唐詩以後再沒見過高峰了，再超越看來是不大可能了。而事實上，過去了一千多年，確實我們再也沒有看到一個新的李白、一個新的杜甫。我們可以學，可以攀登，但無法超越，這是個重要問題。我們認為李白是不可學的，杜甫是可以學的。
我們那個時候在昆明，住的是茅屋，人民生活極端困苦，社會極端不公平，還遇到抓壯丁，這個境遇與杜甫遇到的很相近。所以大家都推重杜甫，學習杜甫，希望寫出「三吏」、「三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那樣的詩歌。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一個詩人在與杜甫同樣的情況下寫出現在自己的「三吏」、「三別」，寫出我們現代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所以，我就說我們現在的詩人同樣具有愛國情懷，為什麽不能寫出來呢？這是提出的一個問題。我聯想到我們發展到現在，也有一些社會現象，恐怕也和杜甫曾經遭遇過的相類似或相近似，我們現在的詩人，寫傳統詩的詩人有沒有勇氣寫出我們現在的「三吏」、「三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這是一個課題。有沒有可能寫出真正關心民生、能夠引起極大反響的這樣一種詩歌呢？這是我們一種企盼。我們到底行不行？為什麽不行？為什麽行？道理在哪裏？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現在看一看我們中國的詩歌，我曾經在【岷峨詩稿】上寫過一篇文章，我覺得我們中國詩歌源遠流長，有源必有流，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們中國詩歌曾經是中國文學主流地位，但是不知道什麽原因遇到很多問題。結果是「源」發展很好，中國傳統詩歌有斷流的危險。在傳統詩歌逐漸被邊緣化以後，在這種情況下，仍有個別人在堅持中國傳統詩歌，甚至一些搞新文學的人仍堅持寫傳統詩而且寫得非常好，如毛主席、魯迅、臧克家都寫出了很漂亮的傳統詩。但即使如此，作為我們整個中國的詩歌傳統不僅沒有發揚光大，相反地越來越邊緣化。現在中國成為主流的是西方傳入的新體詩。這我贊同，因為事物是發展的，應該是這樣。但曾經有長久、光輝發展的中國傳統詩到底往哪裏發展，到底能不能立足，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問題。「天安門詩歌」出現之後，在全國出現新的振興中國傳統詩的一個浪潮，所以，我們當時曾經發起中華詩詞學會，我也參加發起，建立各種各樣的詩社，發揚我們傳統詩詞。當時，我曾經寫文章說：傳統詩詞不是夕陽藝術，要把中國傳統詩詞送進棺材去這是辦不到的，我們應該要開發中國傳統詩歌的一種傳統，要發揚它，但是中國傳統詩的格律、韻律需要改革，需要適應潮流，向新詩學習。同樣地，我認為新詩也應該向傳統詩學習，新詩與傳統詩互相交融，成為中國的民族新詩。中華詩詞學會做了一些嘗試，出現了一些改變傳統詩格律、融新詩長處的一些新體詩歌，開始解放思想，格調格律有所變化，吸收新詩的長處，我認為這是一個好訊息一個好事。我們詩歌到底往哪裏去，是重大問題。
我認為中國詩歌應該充分向杜甫學習，杜甫詩歌非常豐富，非常關心現實，這正是我們現在大家都提倡的。所以我認為研究、發掘杜詩本身非常豐富的寶藏，來促進我們傳統詩詞的發展，我們要肩負著這樣重大的責任。那麽，如何來繼承並且發展杜詩，研究杜詩，是我們應該註意的問題。我認為我們研究會應該更深入地進行研究。四川省杜甫學會學術會議開過很多次，我希望把杜詩裏的很多問題，如杜詩的特點、精神很好的分解出來，然後深入地一個一個專題進行研究，甚至於實驗。我覺得這個工作應該做，我們郭沫若研究會有個特點，每次討論會定一個專題，深入討論，互相爭鳴，這樣來提高。今天開這個會，我就提出這樣一種希望。
那我這裏談談自己研究杜詩不成功的嘗試。
因為我對老師聞一多先生的看法，認為傳統詩有「三美」不可缺乏這個觀點非常欣賞。「三美」，一個是音樂美，是音律的問題；一個是繪畫美，是辭藻的問題；另一個是建築美，是格律的問題。這是我們中國詩必須具備的東西。當時，我們是自己選定一個題研究，作出論文，與老師研究答辯。因為我曾在聲韻學大師羅常培先生門下學過聲韻學，當時讀過一本「唐詩新韻」教材。這個教材有唐音新註——用國際音標註出唐詩當時的聲音。我選了一個題目：把唐音研究出來，為唐詩註出聲音，用唐音來念唐詩。我給大家用唐朝人的聲音來念唐朝人的詩，當然很多音和現在很多不一樣的。如「大家」當時讀「Da gen」。古音就是這樣的。我認為唐詩是要讀的，這才是真正的讀唐詩。那麽，同時，我企圖利用自己聲韻學方面的知識，對聞一多先生的「音樂美」進行深入探究，因此從杜甫詩歌入手，來註唐音，我把杜詩作為研究物件，從杜詩的唐音來理解他當時寫這首詩是什麽心情、思想。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最後的那一句「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一句是什麽道理這麽頻繁重復使用入聲字？用的是屋韻，為什麽？表現什麽樣的思想？我認為用唐音「Tu、wu」，之所以如此，正是表示他當時沈重的心情和當時的一種痛苦。所以用這樣比較低沈的韻。我與聞一多先生交流過，他也覺得有道理。這也正是這首詩最成功的地方，（這種看法）有進展。後來又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人用「陽」韻表現當時高昂、愉快、歡樂的心情，這首詩可以證明，他在寫詩時確實考慮了用什麽韻來表達自己的心情的。那麽可不可以能得出結論：唐代詩人選韻時往往與詩歌內容、思想有關聯，是有所為的，不是隨意而為的結論？但是不行，後來深入時，我發現困擾的問題，幾乎無法前進。當時，聞一多先生也鼓勵我深入研究杜甫詩的音樂性，但之後因為工作和很多困難放棄了，這個問題現在也沒有解決，今天學術討論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但是我認為詩歌一定要有「音樂美」，這是可以肯定的。假使不註意聲韻，詩怎麽有各種韻拍和格律出現呢。我們現在作詩，不註意聲韻、格律，那麽這樣的詩恐怕也是站不住的。但必須要有改革。聞一多、何其芳先生他們都一直主張詩一定要有格律，也進行了嘗試。聞一多先生的「豆腐幹塊」詩，大家都知道的。傳統詩歌應該保持格律，但要有改變和發展，而新詩我認為也應該有改革，這個想法沒有把握，我提出來。
我在這裏，不嫌鄙陋，說出我的疑問，以就教於諸位大家。謝謝！
2012年9月21日
（劉曉鳳根據錄音整理）
來源：杜甫研究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