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工廠裡的心理諮詢

標籤:風水作者:2019-02-26 18:50:00

本文轉載自2019年2月25日『正午故事』,作者:羅潔琪,不代表《財經國家週刊》觀點。

在東莞,一批批來自農村的年輕人從十幾歲開始,就像螺絲釘一樣釘死在流水線作業上,日以繼夜地加班,和父輩一起成為城市賴以發展的生產力,然而他們卻無法在城市裡紮下根。對未來,他們幾乎沒有想象的能力。作為『覺醒的,成功的工人』之一,李晴經過13年的奮鬥,從紡織女工成長為駐廠的心理諮詢師。她傾聽工人的焦慮並幫助疏導。但她知道,心理諮詢師無法解決工人進城之後的社會性難題。一個人的精神健康,不僅取決於個體的生理因素,價值觀,還有家庭和社會支援系統。

『你是廠裡的心理諮詢師嗎?想和你談一談。我特別想殺人。看到那個人,就想把他殺了。』 2019年2月16日,一個工人打來了電話。

那是一個週六的中午,李晴梳理了捲髮,穿上灰裙子和高跟鞋,戴了耳環,準備出門參加朋友聚會。

李晴問,『現在你能聽得清楚我說話嗎?』

『大聲一點能聽到。』

事實上,不用大聲,電話溝通也順暢。

『殺人,這個念頭太可怕了。可是控制不住。』工人重複著這句話。這個工人被查出職業性耳聾,要求換車間。但他覺得新崗位的噪音還是很大,對主管的怨恨越來越深。

李晴把手機貼緊耳朵,走進安靜的臥室,聽了一會兒,覺得工人對殘疾的恐懼大於仇恨,情況不算危急。於是,就約了週一在廠裡的諮詢室面談。春節開工後,她從老家回到東莞,每天做新工人的心理輔導,接受個案諮詢。有了13年的諮詢經驗,經歷了耳鳴失眠,她終於可以遊刃有餘地將工作與個人生活分開。

2006年,李晴開始在一家臺資造鞋廠做駐廠心理諮詢師,那年她36歲。那個廠有一萬多名工人,主要是80後,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村。下班時分,若逢雨天,人潮從車間湧出,匯成浩蕩長龍,無數的雨傘簇擁向前,人聲鼎沸,延綿不絕。那些年,是東莞製造業的黃金時期,當地政府的口號是『打造世界製造業名城』。鞋廠每天招工,最多的時候,一天能來700個新人。訂單多的時候,李晴也在廠門口擺個攤位,幫忙招攬工人。

工人入廠後有幾天培訓,其中一項是心理健康知識。上午是新人培訓,下午是免費的心理諮詢。工人坐在食堂的塑料凳上,李晴在前面拿著喇叭大聲地喊。

用喇叭和麥克風喊了大概半年,李晴發工人聽不懂文縐縐的心理學術語,而她也不瞭解工人想聽什麼。接觸多了,李晴才逐漸瞭解這些工人的語言習慣,她學習用他們聽得懂的話來講。

工人中,很多人都是初中輟學進城打工,作為群體規模巨大,但是個體遊離。他們傾訴著婚戀的壓力,貧困的重擔,早婚早育的情感困境,留守的孩子溺死或者病死,配偶意外喪生……在心理健康知識之外,李晴又增加了應激創傷治療和性教育。

來諮詢室的工人,一個月會有十幾個,有男有女。

曾有一個男工人,很好強,通過自學,當上了技術人員。可是,婚戀不順,多年來,只能愛上比自己大的女性,內心深處一直在尋找類似母親的角色。這個工人的父親在農村,沒錢娶媳婦,十幾年前,他媽媽領回一個患精神分裂症的女人,讓他與她同房。等孩子生下後,那個女人就被趕出了家門。女人生下的孩子便是這個工人,他從小經常見到這個精神有問題的女人出現在他家周圍,但始終無法相認。

類似這樣的情感創傷需要很長時間的治療。可是,多數來訪的工人只來一次,進門後就大哭一場,哭訴後就再也沒有來過。他們流動性大,某個老鄉離開了,工廠訂單少了,不能加班了,待遇不好了,厭煩了,處理不好人際關係,都會跳槽到別的工廠。而且,他們對改變現實遭遇感到無能為力,對於心理治療也沒什麼信心。

在臺資鞋廠的那兩年,每年都有人跳樓。李晴覺得自己像救火隊員,出了事,工廠和工人才會找她。平時很難做心理建設和防護。廠方對這個話題並不感興趣,他們在意的是有員工患精神疾病,會帶來麻煩。

某天夜裡,一個工人突然走進李晴的諮詢室,語無倫次地說了一通,然後就走了。次日,李晴向行政部門反映,提醒他們關注那個工人的精神狀態。過了幾天,得到的回覆是,找不到家屬,已經安排保安把那個人拉到高速公路上,在很遠的地方把他撂下了。李晴驚呆了,覺得這樣處理太粗暴了。工廠的行政主管是退伍軍人,級別比她高,氣勢凌人,像公司的保鏢,難以溝通。在處理突發事件時,車間主管也會直接對工人說『你要跳樓,去啊,去跳啊。』平日,工人一旦精神有異常,他就會通知家屬過來領走。李晴為此生氣,可是,行政主管反問她,『你怎麼知道他們有沒有精神病?』

臺灣經理曾對李晴說,『讓你做心理諮詢,首先是做給客戶看的,讓他們看到,我們是善待員工的。其次,才是為員工服務。你是優秀的人,但是我們需要能適應的人。』

在工廠, 女性工人的比例遠遠大於男性,特別是在奢侈品的代工廠。廠方認為女工穩定,聽話,好管理,能幹精細的活。她們中的大多數十幾歲就離開了家鄉,在憧憬愛情的年齡,成為珠三角和長三角工廠的『女普工』。

2006年進駐臺資鞋廠做心理諮詢師後,李晴發現很多女工未婚先孕,早婚早育,對處女持錯誤的理解,因自卑而對婚戀草率。於是,她連續幾年推廣性教育,宣傳性安全知識,幫助女工人擺脫心理負擔。聽眾裡,有男有女,很多女工人害羞,低著頭,但是在課後悄悄地說,如果早點聽到就好了。

麗梅就是培訓課堂裡的一個女工,當時她22歲,未婚懷孕5個月。她十幾歲就離開農村的養父母,進城打工,18歲認識了男朋友,曾墮胎過一次,害怕以後不能生育,這次就想留下肚裡的孩子。可是男友不願意,而且肆無忌憚地和其他女性交往。胎兒越來越大,她不能墮胎,又不敢回養父母家生孩子。

2007年5月,麗梅走進了李晴的心理諮詢室。一個小時的諮詢,主要是她在哭訴。最後,她得知家裡的養母已經改嫁並且懷孕,不可能幫她照料小孩,便陷於絕望,她揚言,如果自己活得不好,就會殺了男友。李晴傾聽,反覆開導,並給她讀了一篇《一個被遺棄女孩的故事》,希望能幫助她重塑自尊。

2007年底,麗梅回男友老家生產,孩子滿月後,託付給老人,就回東莞打工掙錢。她捨不得剛出生的孩子,因分離而痛苦,又找李晴諮詢。談了幾次,她計劃以後帶著女兒嫁人。看到了希望,她的心情轉好,織了一雙鞋子給李晴,表示感謝。

可是,幾個月之後,她又來了,因為男友家的電話再也打不通,聽不到女兒的聲音,懷疑重男輕女的老人已經將孩子送給別人。她哭訴想念孩子,心情煩悶,無法再上班。那次她沒穿廠服,是最後一次諮詢。

麗梅消失了,李晴不知道她的去向。她一直保留著她寫來的一封信。信紙的背面是粉紅色的,印著長髮飄飄的漫畫少女,正面的字跡清秀,寫著『李老師,我把你當做我最最信任知心的人,很感謝您在我最困難最無助的時候給了我心靈最大安慰.....我真的不敢想象我的未來.....我心裡很亂很煩,因為現在睜開眼,閉上眼,腦海裡都是珠珠(注:麗梅的女兒)的身影。』她留下男友父母的詳細地址,央求李晴幫忙寫信,要他們把孩子還給她。

李晴沒寫那封信,她知道她無能為力。

臺資鞋廠一年有200多例個案諮詢。每次訪談完,她都認真地寫個案記錄,有時候會寫下自己的情緒和想法。心理諮詢工作對精神的損耗很嚴重,每天重複沉重、灰暗的內容,她的腦袋偶爾會突然』吱吱『地響,耳鳴,夜裡也會失眠。她想辭職,可是迫於生計,不得不留下來。

2008年底,李晴離開了那個臺資鞋廠。但靠自己找諮詢業務,很難維持生計。2009年,她重新做駐廠心理諮詢師,不過換了一個管理更人性化的外資工廠。

2012年,李晴完成了心理學本科的學習,2016年又完成了在職碩士的進修。她總是邊工作邊學習,一旦停下來,就有浪費光陰的負疚。那時候,李晴所面對的工人也已經從80後到了90後。她不再侷限於悲慘的個體,開始從整體上去觀察和理解新一代工人的生存狀態和思維方式,甚至不同的道德觀念。在這個過程中,她也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思想,學會控制諮詢的場面,剋制情緒和道德評價。

在性別失衡的當代中國,男工屬於很難找老婆的群體。雖然工廠的女工比男工多,但是很多女工都早婚早育。這些年,李晴深切地體會到男工們普遍的婚戀壓力和嚴重的性焦慮。

曾有男工找李晴幫忙物色物件,也有以前月薪過萬的個體戶,因為娶不到老婆就進了工廠,哪怕月工資才3000塊錢。很多男工因為婚戀壓力走進諮詢室,李晴會引導他們把關注點放在自身的成長上,例如下班後,去做一點自己喜歡的事情,不要只是打麻將,玩手機,要實現一點進步。可是,社會對房子,車子,彩禮的要求,是壓在男工身上的三座大山。在培訓課上,一個1999年出生的女工直接說,如果沒有彩禮,她是不會嫁的。社會成見和壓力不是這些工人可以改變的。

李晴說,來到城市,用著最先進的手機,想法還是村裡的。這是很多工人的現狀。受教育程度是思想的分水嶺。有時候,她在培訓課上普及現代人被異化的先進理念,但感覺是白講了。

另外,李晴也認為,性的焦慮是生理性的,真實存在,無法視而不見。新人進廠,經培訓後,就加入新人微信群。李晴開立了3個微信群,每個群有300多個人。很多男工爭先恐後地要當群主,管理微信群,因為可以認識更多的人,也可以把不喜歡的人踢出去。這些男工一般都是大齡青年,單身或者離婚。在微信群裡,女工一般不敢冒泡說話,一旦活躍,就會被人加好友,約見面。曾有一個女工經常微信群裡出現,很直白地說婆媳關係不好,要離婚,馬上被很多男工盯著聊。有一天,一個男工直接跑到那個女工樓下,要求見面,發生性關係。女工把聊天記錄放在群裡,男工寫的是『你在哪裡?我們一起睡覺。我開好房間,你要不要過來?』李晴不得不提醒女工,不要在微信群裡太活躍,要注意安全。

還有很多人因情感困境而走進心理諮詢室。工人夫妻兩地分居的現象非常普遍,孩子在老家,一家三地,感情疏離。任何一方和網友或者工友發生性關係,在李晴的觀察中,當事人都不再揹負沉重的羞恥感。她不再開設性教育的課程,處女膜已經不是新一代女工的心理負擔。工人對性的態度越來越開放,很多人會承認,『這是我的性需求』。

李晴記得曾經有個男工人前來諮詢。事實上,他並不需要答案。他曾經同時和三個女性發生了關係。這是心底的祕密,他只是想找個人把它說出來。說完了,他就走了。李晴有些憤怒,可職業素養讓她壓抑著。

李晴覺得,心理諮詢師無法解決工人進城之後的社會性難題。一個人的精神健康,不僅取決於個體的生理因素,價值觀,還有家庭和社會支援系統。一個培訓導師曾告誡過她:『如果有人今天在這裡諮詢,明天就自殺了。別攬責任,不是你的原因,是他身處的系統出了問題。』慢慢地,她理解自己的角色就是『傾聽一大堆,幫助一點點』。

東莞工廠裡的心理諮詢

2019年正月初十,春節後返工,放在食堂門口的工人行李。攝影:羅潔琪

2008年8月1日,37歲的李晴突然得知,她的初戀男友從部隊回到老家,當了公務員。『突然清醒了,好像前半輩子都在等他的訊息,是一塊石頭落地的感覺』,10月1日,她從東莞回到家鄉。

李晴家境一般,父親是村裡的電工,媽媽是唯一讀過小學的農婦,家有五個兄弟姐妹,其中一名是李晴的雙胞胎姐姐。當時,村裡很多女孩子都不讀初中,她捨不得學校,父親就借錢勉強交學費。1986年,李晴15歲,班上流傳閒言碎語,說她成績不好,竟然還想考高中。她經不住嘲笑,馬上背起書包就回家了。姐姐也跟著回去了。

第二天,姐妹倆帶著行李,去了8公里之外的國營茶廠,在山上採茶葉。父母就順水推舟地讓姐妹倆輟了學。

幾年後,姐妹倆找關係進入了鎮上一個國營紡織廠。紡織廠有3000多個工人,工作很辛苦,每天三班倒,一個人看著八臺機器。車間的溫度永遠是25度,噪音很大,說話都要耳朵貼著耳朵。但是,李晴覺得,在那個年代,國營工人比較受尊重,她的工資有280元,比廠長還要多。

休息的日子,她就騎車去鎮上的圖書館借書,最喜歡看作家路遙寫的小說《人生》。她練習鋼筆字,堅持寫日記。再回家鄉時,她發現,昔日同伴都早婚早育,被鎖在婚姻裡,失去了自我。那個年代,很多農婦自殺,她的村裡才20多戶人家,有兩戶的妻子自殺了。她很害怕那樣的人生。但是,未來的人生是怎麼樣,她也想象不出來。

有一天,她聽說初中的班長在鎮上的機修廠當鉗工。她喜出望外,找了同廠的姐妹陪伴,去找他。見到他,內心無比歡喜,她才意識到自己一直暗戀他。兩人自然而然確定了戀愛關係,彼此父母和村子裡都知曉了。

李晴極力勸男友去參軍,她覺得那樣才有前途。男友去了。回來探親時兩人發生了性關係。之後,李晴提出要求,『定期寫信,要寫很多的信』。男友回覆說,忙起來的時候,可能顧不上。想到自己為愛情付出了『處女』的代價,而對方顯得太冷淡,李晴就賭氣不回信。兩個人斷絕了聯絡。

兩年後,男友再次回來探親,李晴見到他,男友親口說了分手。她不能接受,不再是處女,是她內心無法跨過的檻,難以面對父母和鄉村的閒話。那些日子,她常常想起小說《人生》裡面的情節,高加林對戀人說分手,德勝爺爺責問加林,『你把她擱在半路上,你算什麼?』她覺得,自己就是那個被擱在半路上的人。

男友考上了軍校,很快有了新女友。聽到傳言,李晴有了幻覺,半夜跑去工廠傳達室,以為他打電話來了;走在路上,看到別人的身影,也以為是他回來了。後來,她被工廠工會主席和媽媽帶去看精神科門診,拿藥回到老家休養,一個多月才逐漸康復。

有一天,父母安排她姐姐和一個男人相親,那個人在深圳打工,專程回來見面。姐姐在上班,李晴先跑出去見面。第一句話她就問,『你能不能把我帶到深圳去?』

1993年春天,李晴和姐姐坐火車到了深圳最繁華的羅湖區,看到了霓虹燈下,燈紅酒綠的不夜城。李晴模樣俊俏,但不懂粵語,只能在香港人開的海鮮酒樓當洗碗工。之後,她在寶安區的一個工廠當上文員,抓住機會學習電腦,從那以後,她頻繁地換工作,從電腦操作員,出納,一直到人事部主管。

1996年,深圳的市場經濟爆發出強大的活力,各行各業都講市場營銷,李晴看到很多暴富的人。當時惠州的淡水鎮是全國直銷最瘋狂的地方。到處都是爛尾樓,也到處都是人,這邊在長草,另一邊在講課。大巴不停地從全國各地運人過來,走在街上,左拐右拐,都能看到激情飛揚的演講者和同樣激動的聽眾。過了一段時間,直銷的人流被分解到普寧,海南和廣西的北海。

李晴在普寧參加了搖擺機的直銷,她如飢似渴地聽演講,渴望著成功。後來,她發現所謂直銷成功學用的是心理學知識,是對人進行的心理暗示,甚至蠱惑。她開始閱讀心理學方面的圖書。

在人潮洶湧的直銷活動中,李晴遇見了後來的丈夫,也是一名退伍軍人,有城裡戶口。初次見面,他穿著一身黑衣服,身材挺拔,她想起了初戀男友,於是一見鍾情。

1998年4月,國家出臺檔案,取締直銷。李晴回到深圳,在書城銷售復讀機。下班後,她很晚才回家,呆在書城,一復一日地看書架上的心理學圖書。其中一本書是《21世紀如何做女人》,書中寫著,一個女人到了中年,如果買一隻雞還要想半天,就太悲哀了。她覺得,說的就是當時的自己。她不想那麼過,可是不知道如何改變。

2001年,李晴的父親和嫂子在同一年患上癌症死亡。她突然很想突破自限,趁活著,學點東西。她花了2000元參加了『超級成功訓練營』,經過兩天學習,感覺全身充滿挑戰未知的能量,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歡的事情。在當時的聽課筆記上,她寫了『我的使命,解決人類心理的痛苦』。

2002年11月,李晴參加了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學大專培訓,每個星期去聽一次課。2004年,她通過考試,獲得心理諮詢師的資格。但心理諮詢的工作很難找,她處於半失業狀態,做過各種短期工。

2005年,李晴和在普寧認識的男友結婚,在東莞按揭買了房。第二年,她應聘進入臺資的鞋廠做駐廠心理諮詢師。

奮鬥了13年,李晴終於在城市買了房,嫁了有城市戶口的人。沒想到,她再次進入工廠,再次被她一直想逃離的農村人群包圍。工人向她傾訴的大部分困擾,都深深植根於她所瞭解的農村,貧困和落後。這和她的夢想不一樣,可是有3000元的穩定工資,可以供房。對於那份工作,她說,當時是一種又愛又恨的感覺。

2008年8月,得知初戀男友回到家鄉,李晴有兩個晚上沒睡好覺。如今,他當了領導,回妻兒身邊,衣錦還鄉,而她還在工廠的小角落,處理著無窮無盡的工人問題,領著寒磣的報酬。她決心,要過得比他好。

那年10月,雖然回到了家鄉,但李晴並沒約初戀男友見面。她想到了那些來找她諮詢的女工,她意識到,在幫助別人擺脫心理負擔的同時,她也在自我治癒,特別是那過於深刻的初戀心結。

東莞工廠裡的心理諮詢

22歲的李晴,在深圳做文員。

東莞工廠裡的心理諮詢

李晴參加』超級成功訓練營『時的聽課筆記。攝影:羅潔琪

東莞工廠裡的心理諮詢

李晴的聽課筆記。攝影:羅潔琪

東莞工廠裡的心理諮詢

25歲的李晴,在深圳當人事主管。

9歲之前,月華對爸爸幾乎沒有記憶。她住在老家,和外婆生活。到了小學三年級,她被接到東莞,和爸爸媽媽一起。爸爸的脾氣不好,經常打她。後來,媽媽又給她添了一個弟弟,弟弟出生兩個月後,媽媽就因病去世了。

那一年,月華還不滿13歲,才上初一。她爸爸要求她輟學,在家帶弟弟。等到弟弟兩歲,她也快16歲了。2017年,月華進了外資的工廠打工。她爸爸找了一個後媽。月華住宿舍,很少回家。入職四個月,她在車間割脈自殺,被送到工廠的心理諮詢室。

月華哭了三個小時,自訴了童年經歷,也談了她喜歡看犯罪心理學的書,以及血腥的故事。李晴帶她去看精神科醫生,確診她是雙相情感障礙,即同時存在躁狂和抑鬱的症狀。月華拒絕住院,李晴聯絡月華的父親,電話一直被拒聽,無奈之下,李晴就冒險把她帶回家,每天一起上下班。

服藥後,月華會長時間陷於滯緩的狀態,情緒激動時,就獨自坐在沙發上哭泣。李晴寸步不離,擔心她自殺。到了第七天,李晴的精神繃緊到極點,憔悴不堪。終於半哄半強制地讓月華住院治療,並且喊來她的父親。

那時候的李晴不僅在成人高考後完成了本科,還讀完了心理學在職碩士。但是2012年,她離婚了,人生陷入低谷。她花了幾萬元參加了韓國的情景劇療法的培訓班,在角色扮演中,釋放情緒,努力地自愈。

從2015年開始,李晴也把情景劇的方法運用到工作中。像月華這樣曾經的留守兒童,出現心理問題十分常見。也有很多為人父母的工人感到苦惱,和留在家鄉的孩子不能親密。一個廣西媽媽說,春節回到家,她出5塊錢,讓孩子和她睡一晚,孩子都不願意,就是要和奶奶睡。連續好幾年,李晴播放視訊,讓工人們扮演角色,學會親子溝通,學會和孩子見面與告別。可是,看完視訊,很多女工都哭成一片,特別是春節後返廠,情緒往往很低落。

這些年,工人們對孩子的教育越來越在意,常來諮詢有關問題。李晴一般會拒絕這類個案諮詢,她認為,孩子是留守兒童,父母不瞭解他們的生活習慣,也不瞭解爺爺奶奶是如何和他們溝通。生活需要每天經歷一些情感,有實體來承載。可是這個社會對家庭缺乏支援,讓父母親很難同時兼顧孩子和工作。她會直接對工人說,『當你決定離開孩子的時候,孩子的心就會離開你。』

小萍是一名堅持把孩子帶在身邊的女工人。她來自廣西的農村,父親在東莞開車,母親在工廠打工,她和兩個弟弟是留守兒童。她很深刻地記得,媽媽暈車,不是每年春節都回家。在上幼兒園大班的時候,媽媽回到家,指著她,問家裡嬸嬸,』這是誰家的孩子?』那一幕,是她童年不可磨滅的傷害。

她還談起最近在家鄉發生的凶殺案,村裡的水井發現了手腳被捆綁的女屍。想起當年自己獨自走山路,翻山越嶺地上學,如今覺得後怕。

中專畢業後,小萍才來到父母身邊。進廠當了工人,結婚生子,在東莞租房,接了婆婆過來幫忙看孩子。她每天中午趕回家餵奶,陪孩子睡覺。她喜歡找李晴諮詢內心的困惑,因為如果和工友談圖書,電影和人生規劃,沒有人聽。

2016年,小萍夫婦搬進了小萍父母的新家,在宅基地上自建的六層住宅,是父母奮鬥了20年的成果。儘管如此,她的兩個孩子沒有東莞的戶口。讀完民辦的初中,還是要回老家讀高中,參加高考。把孩子留在身邊,小萍說,『未必能成才,至少能成人』。

如今,月華和小萍都還出現在李晴的朋友圈裡。月華出院後去了蘇州的一個桑拿中心做服務員。有時候,她覺得情緒快崩潰時,在半夜也會撥打李晴的電話。一般情況下哭訴幾十分鐘,就會恢復平靜。然後,又能撐一段日子。小萍則在李晴的鼓勵下參加了成人高考,心理學專業。如今在一個倉庫當文員。她兩個兒子,每個孩子一個學期的學費要4000多元。

但是,其他大部分來訪者,漸漸地就失聯了。比如一個曾被親生父親性侵的女工,後來結婚生子,仍然無法擺脫內心的創傷。前兩年,她離開了工廠,還會打電話傾訴。後來就失去了音信。

李晴說,『那些時候,這些人都是沒地方去了。我只是接住她們。讓她們相信,會被一個人認真對待。『

東莞工廠裡的心理諮詢

2019年2月14日,小萍在父母自建的樓房裡。攝影:羅潔琪

2019年伊始,有小道訊息說某大企業要搬到東莞了。李晴說,心理諮詢的同行為此很開心,因為這個企業一直都會聘請心理諮詢師。據她瞭解,在東莞,一般都是外資工廠,港資,臺資才會聘請心理諮詢師,內資工廠很少見。像她這樣全職駐廠的心理諮詢師在東莞只有四五個,其他的都是兼職的。

2月14日,農曆正月初十,恰逢情人節,東莞吹起了和煦的春風,帶來暖意。那是春節開工的高潮,很多年輕人在中介的帶領下,從各地農村來到了工廠,準備應聘。他們之中,女孩子普遍打扮入時,化了淡妝,抹了口紅,拉著色彩鮮豔的行李箱。男孩們也穿著球鞋和休閒衣,甚至很有個性的T恤。父輩的那一代工人形象,已經很難在他們身上找到影子。

下午一點多,李晴回到工廠上班時,很多工人揹著行李,拖著行李箱,在大門口排起長隊。近兩年,東莞的訂單減少,很多小工廠都倒閉了。這家著名的外資廠很挑人,很少招男工,而且規定了3天的見習期,是雙方選擇的機會。

當天要培訓的新人是12日那天進廠的,同批20多個人進去,最後剩下10人。李晴把他們領進廠區一樓的心理諮詢室。這一批人比昨天的新人顯得更加活潑開朗。上課後,一個來自重慶的20歲男生小方第一個做自我介紹,他高高瘦瘦,面孔陽光年輕,沒有羞澀,大大咧咧。他的父母在東莞賣菜,他和妹妹都是在東莞出生,在當地念民辦小學和初中。他介紹完之後,其他人開始起鬨,氣氛很活躍,像學校裡開學的第一天。

在第二個環節,李晴介紹了人類性格的型別,提醒大家有心情不好時,要來心理諮詢室。這句話都被當成笑話,在場的人都不以為然。

大夥離開諮詢室,結伴去後勤服務辦公室,等著分配廠服。他們興奮地在一個體重秤旁邊玩,蹦蹦跳跳地輪流測體重和身高。他們雖然才認識兩天,由於加了微信群,已經像一群朋友。

然後,他們回到食堂邊,等待籤合同。小方抱著手機,一直在玩遊戲,他說』明天就是我21歲的生日了。我有多少歲,我的父母來了東莞就有多少年。『 奮鬥了21年,他的父母在重慶老家買了一套70多萬元的公寓。問起未來的打算,他說,過一天算一天,不想未來。他18歲就出來打工,已經在深圳、東莞換了四五個工廠,玩膩了,就換。他不知道未來在東莞還是回重慶。東莞房子太貴了,可是他很少回重慶,對那裡沒感覺。

下班後,他喜歡看抖音,喜歡看『XX視訊』的『新聞』。他說,以後會有『飛鐵』,就是比高鐵還要快的火車。還有無人駕駛。世界變化很快,不用想未來。國家領導人說了,以後中國像美國一樣,會分為富人區和窮人區。他不知道以後自己會在哪個區。但他說,現在手指抖一抖,都有可能做網紅。做了網紅,就發財了。

來自河南的小付愛抽菸,在廠區的花園邊上抽上一根,又回來抱著手機看微信,打遊戲。他家有兄弟倆,父母在鄭州老家建了兩棟房子,每棟30多萬。他初中畢業,學過汽車維修。那份工作很辛苦,每個月才掙2000多。他就在家的附近當安裝空調的工人,按天算工資,一天120元。他和一個初中女同學談戀愛,但是對方父母不樂意。於是他出來東莞打工,一個月3500元左右,比家裡掙得多。女朋友不放心,每天都要視訊查崗。家裡有房子墊底,他自稱沒有什麼壓力,如果結婚要彩禮,要買車,就讓父母照顧一點。

相比於其他人,來自河南的小孟顯得很另類。他坐在旁邊,不和別人搭訕,也不看手機,低頭獨處。他今年30歲,2004年,不到16歲,就借了別人的身份證,買了個假的技校畢業證,出來打工。他喜歡來廣東打工,因為氣候溫暖,浙江一帶的工資雖然更高,但是他不喜歡那裡寒冷的冬天。

進廠十幾年後,存了10萬塊錢,回家建了房子。但是,仍然沒娶到老婆。他感慨,現在娶老婆很難,需要三個基本條件,有房,有車,有彩禮。他只滿足了第一個。

村裡的人,一般在25歲就會結婚生子。小孟的父母曾經催著他結婚,現在他已經30歲了,父母無計可施,反而不再催了。今年,過了春節,他決定重新返回工廠。但是很多工廠倒閉,有些工廠訂單太少,一個星期有雙休日,不能加班。他覺得,日子比前幾年難過了。儘管如此,他還是選擇花兩百多塊錢在外面租房,不住廠裡的宿舍,讓生活更加自由一點。這次,他希望在工廠遇上合適的物件。他問,『結了婚,兩個人掙錢快一點,對吧?』

簽完合同,一夥人相約走進食堂。食堂很乾淨,而且是免費的,有肉有菜,有水果,有廣東的綠豆糖水。男生們吃得大汗淋漓,旁邊坐著兩個已婚的女工人正開啟一個玻璃瓶,是從貴州老家帶來的辣椒醬。她們已經來這個工廠十幾年,丈夫和孩子都不在身邊。其中一個30多歲的女工,年輕俊俏,戴著金耳環,還有精緻的金項鍊。她感慨,自己是早婚早育,孩子留在老家,沒嫁對人,如果不是含辛茹苦地養家,她自己早已經是有房有車一族了。

旁邊來自湖南永州的女工小薇情緒低落,留守在老家的女兒因為不聽管教,剛剛被送進寄宿學校。由於沒有東莞的戶口,如果帶在身邊,一年要花一萬元的學費進民辦學校,初中畢業後,還要回老家讀高中。她每月3000多元的收入,除掉孩子學費,日常開銷,老人孩子看病,春節回鄉,就不可能有積蓄了。她苦笑著說,『這叫完敗給現實。』

小秀也是永州人。她剪著齊耳短髮,穿著粉色的毛衫,樣子很純真。她今年剛幼師畢業,不想當老師,就跟著中介來了東莞。她不甘心一輩子做流水線的女工,夢想有一天當文員。

——這些從農村潮湧到珠三角的年輕人,從十幾歲開始就像螺絲釘一樣釘死在流水線作業上,日以繼夜地加班,和父輩一起成為城市賴以發展的生產力,然而他們卻無法在這裡紮下根。對未來,他們幾乎沒有想象的能力。

東莞工廠裡的心理諮詢

2019年2月14日,農曆正月初十,東莞某工廠,排隊入廠的工人。攝影:羅潔琪

東莞工廠裡的心理諮詢

2月14日,中介帶領新工人進廠,先做3個月的臨時工,工資比自己入廠的正式員工低。攝影:羅潔琪

在十幾年的心理諮詢生涯裡,上萬個來訪者中,李晴最記得一個叫晶晶的女孩。

晶晶來自安徽的農村,曾上中專兩年,因沒錢而退學。15歲進城打工,21歲時,被父母安排相親訂婚。未婚夫只上了小學二年級,沒進取心,她想悔婚,害怕眾叛親離,為此痛苦失眠。2007年,她來諮詢,填寫了《自我評定抑鬱量表》,顯示是中度抑鬱。她性格敏感,對於求知和改變現狀有強烈的慾望,這一點讓她顯得與眾不同。在李晴的工作記錄上,她寫著,『這是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衝突,傳統和現代的區別。干預。用自己的經歷,啟示她在自我選擇中的決心。』在第二次諮詢後,晶晶談了對未來的職業規劃,希望參加成人高考,也當一個心理諮詢師。

李晴不是很在意。在她的印象中,工廠的勞動環境嚴苛封閉,對未來的想象會被單調的流水線勞作消磨掉。

出乎意料地,某一年晶晶給李晴打來電話。她說,她有了大專學歷,開始做電話銷售。她認為那是不看學歷,只看能力的職業。2017年她的年薪已經實現25萬。現在,她成立了一個高級別墅的裝修公司,也在城裡按揭買房了。

晶晶說,在拼命工作之餘,她喜歡讀畢淑敏,周國平的書,閱讀會讓人感覺到她『不是村姑,不是沒有素質,沒有修養的人』。她感慨,現在資訊發達,可是,多數工人都是在下班後打麻將,刷抖音,看亂七八糟的視訊,不去學習。她認為,這和自身有很大關係。很多工人沒有自信,也懶,呆在工廠很舒服,沒有日晒雨淋,就永遠逃離不了打工的命運。目前,晶晶正在考本科,是應用英語專業。從工廠到銷售,她覺得像換了一個生活。

晶晶的自我評價是,生命在於折騰,她從一開始就想改變命運。

2018年,李晴參加來自北京的工人網路課程的培訓。主要是分幾個單元,看不同視訊,並寫觀後感。每週與全國各地的工人學員交流2小時。每次給工人培訓時發現了好苗子,李晴就想重點栽培他們。但是在工廠的環境裡,她又覺得這樣的培訓要求太高了。工人只考慮生存層面,不考慮思想進步。只有極少人會愛學習,能堅持下去。

曾經,李晴的想法和晶晶一樣,她自視為『覺醒的,成功的工人』,認為是自己個人的奮鬥改變了命運。幾年前,她經常感到痛苦,其一是覺得工人太苦了,沒有出路;其二,也因為天天和工人打交道,有和社會脫節的感覺,內心深處,她渴望和不同的人群交往,和最先進的思想交流。她甚至會想,乾脆賣了東莞的房子,在廣州,深圳,上海,北京租房,生活一陣子。

後來,一名在北京做工人培訓的公益組織負責人和李晴爭論,是個人奮鬥重要,還是社會公平更重要?李晴思考了很多,很久。

李說,事實上,工人這個群體並沒有得到尊重,也沒得到應有的待遇。『一個學者說,國家需要考慮工人的再生產,即他們成家,養育下一代的能力。這樣,社會的優良生產力才有延續。李晴很認同這種說法——『我們不能只使用工人,還要想到工人自身的再生產。』

現在李晴認為,自己就是在為工人這個群體服務。她逐漸擺脫了從農村出身的自卑和想融入城市的虛榮心。『再也沒有要擺脫農村的想法,』李晴說,『我認為自己現在是地球人。任何一個人,Ta的父輩,各種親戚,都在城市和農村之間有交錯縱橫的關係。無論農村還是城市,都應該只是出生的地點而已。』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數位家庭综合网讯2019-02-26 1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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