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6月，中央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土改隨即在全國廣泛開展，至1952年底，除新疆、西藏部份少數民族地區，全國基本完成土改。
全國3億多無地農民分得土地，成為土地主人，實作政治翻身。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廢除，農村生產關系變革，生產力解放，為農業發展和國家工業化奠定了基礎。
然而，作為現代化後發國家，新中國成立前是半殖民半封建的農民社會。在此基礎上追趕已開發國家工業行程，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農民問題因此成為根本性挑戰。
由於社會主義實踐無前例可循，如何妥善解決農民問題成為亟待探索的重大課題。爭論焦點在於：應國家引導農民合作化、集體化，還是放任小農經濟，最終導致資本主義改造。
薄一波憶述，1951年4月，山西省委提議互助組升級為初級農業合作社。劉少奇與華北局反對，認為此路不通向社會主義。毛主席則不贊同，批評了否定互助組轉向合作社的觀點。
毛主席認為，西方資本發展時有工場手工業階級靠分工提升生產力，同理，中國合作社透過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
在缺乏工業化和農業機械的國家，能否依據農民自願，組織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推進農業合作化，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根本性問題。
毛主席認為，在中國，農業合作社透過統一經營和組織勞動力，能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土壤、采用新技術，尤其在抗災中，其優越性遠超單幹農民，即便缺乏大量農業機械。
土地改革完成後，關於是否引導農民合作化的爭論迅速平息，全國隨即迎來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
如何辦好農業合作社再次成為關鍵議題。至1955年下半年，中央精選出各省市送出的176篇經驗材料，約90萬字，毛主席為其撰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顯示農村發展路徑仍有廣泛爭議。
在【序言】中，毛主席指出：有人認為，農業合作化幾年間顯現一規律，冬季提倡發展，春季便有人反冒進，此說源於過去已數次出現反冒進的情況。
反冒進意味著停止發展，還強制解散已建合作社，引發幹群不滿。農民或絕食、臥床、怠工，抱怨政策多變。中農樂見，貧農憂慮。湖北農民聞訊心寒，部份中農則視為解脫。
部份富裕中農，尤其資本主義傾向嚴重者，在合作化初期抵觸社會主義改造，因合作社改變其私有生產資料及經營方式，是根本變革。農民走集體化道路面臨巨大阻礙，政府需積極作為。
毛主席1955年指出，土改後農民分化，若無新舉措助其增產增收、共同富裕，窮農將不信任黨。為鞏固工農聯盟，應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實作全體農民遠超當前富裕水平的共富。
明末前，小農經濟阻資本主義發展，後轉而滋養之。1840年前因閉關自守存，後被資本主義吞噬。集體化道路保護小農，人民公社斷資本主義念。分田到戶促資本大發展，農民進城成資本目標。
回顧毛、劉在合作化問題上的爭論，劉少奇主張照搬蘇聯，待工業化及農業機械充足後強行集體化，此想法幼稚。農民分散易致兩極分化，且小農經濟根深蒂固，國家工業積累亦需農民支持。故該想法極不現實。
毛主席依據中國國情，采取互助組至高級社的逐步過渡方式，推進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並依靠農業支撐工業，實作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此乃循序漸進之策。
農業領域的分歧持續存在。1961年，安徽曾希聖向毛主席提議責任田，獲準試行，劉少奇、鄧小平支持。但次年，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叫停單幹，指出半年內農村階級分化明顯。
毛主席就包產到戶指出，中國作為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變動會動搖工業基礎，引發工業公有制變，加速兩極分化。國際環境嚴峻，包產到戶嚴重影響人民、民族與國家利益。
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強調：整個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時期，存在階級鬥爭與兩條道路鬥爭。這種鬥爭復雜曲折，會反映到黨內，國內外反動勢力是其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