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世紀，受匈人西遷的壓力，日耳曼各部落紛紛向西遷徙進入羅馬帝國境內，對日趨衰落的羅馬帝國造成了沈重打擊。476年，西羅馬末代皇帝小羅慕路斯被廢黜，西羅馬滅亡，其龐大的屍體被日耳曼各部落所肢解，形成了一個個獨立的蠻族政權。
然而，雖然日耳曼人摧毀了羅馬帝國，但其所占據的仍然是艾爾卑斯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地區，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雖然也建立了日耳曼人政權，但這些地區受羅馬帝國統治時間較長，在此後仍然以拉丁文明為主體。
由此可以看出，羅馬帝國滅亡並沒有改變拉丁文明和日耳曼文明南北對立的格局，但攻守之勢顯然已經發生了改變，從拉丁人獨領風騷轉變為日耳曼人後來居上成為歐洲文明的引領者。這種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明顯，尤其是到了近代，日耳曼文明一騎絕塵，徹底將拉丁文明甩在身後。
從目前歐洲的格局就能看出，日耳曼人占主體的國家如英國、德國、丹麥、北歐諸國以及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在經濟上高度發達，科技上世界領先。而與之對比，拉丁文明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墨西哥、巴西等拉丁美洲國家，則要遜色不少。
歐洲民族分布圖
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很多人可能會從制度、地理甚至是人種差異等方面去找尋原因，當然也有其道理，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兩者在宗教信仰上的分歧，下面我簡單說下我的觀點。
我之前在很多篇文章中講過，歐洲中世紀歷史的一個重要的脈絡就是世俗君主（王權）和羅馬教皇（教權）之間的對抗。
教權經歷了一個從依附王權到同王權抗衡，再到淩駕於王權，最後再次滑落為王權附庸的過程。
而從民族角度來看，教權和王權之間的鬥爭，也可看作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之間的較量。
日耳曼蠻族雖然在政治層面摧毀了羅馬帝國，但基督教作為羅馬的國教卻在精神層面征服了日耳曼人。法蘭克人、盎格魯撒克遜人、諾曼人、德意誌人這些信仰奧丁古神的蠻族紛紛匍匐在十字架之下。
而且相比拉丁人，日耳曼人對上帝的信仰更加虔誠。從本質上講，日耳曼人是屬靈的民族，並不擅長世俗的統治。而拉丁人雖然控制著教會，但卻是屬世的，所以羅馬教會能夠不動刀兵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基督教帝國。
整個中世紀基本充斥著屬世的拉丁教會與屬靈的日耳曼王國之間鬥爭。
日耳曼人屬靈的特性決定了其在政治上的無能，根本無力整合，即使偶爾整合也無力長久維持一個像羅馬那樣的大帝國，最終形成歐洲分裂至今的政治格局。而拉丁人屬靈的特性決定了其把世俗的爭權奪利、腐化墮落帶到了神聖領域，破壞了其在精神領域的純潔性和權威性，最終引發16世紀的宗教改革和宗教分裂。
宗教改革是日耳曼民族自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對拉丁民族又一次的沈重打擊，它從精神層面摧毀了拉丁人統治的宗教帝國。
歐洲宗教分布圖
我們很多人都了解文藝復興對歐洲的影響，但了解宗教改革的人相對較少，其實宗教改革比文藝復興對歐洲的影響更大更徹底。
文藝復興主要是在文學、藝術、科學和哲學領域復興古希臘古羅馬的成就，這些領域只屬於精英階層，普羅大眾根本接觸不到，所以文藝復興一直局限在知識分子、貴族、教士等上層人士中，對整個歐洲的精神文化影響比較有限。
宗教改革則完全不同。從10世紀維京浪潮消退後，整個西歐基本上都皈依在基督教門下，上至王侯公卿下至黎民百姓概莫能外。上層人士可能還會利用宗教來謀取一些政治利益，底層百姓則完完全全把上帝當作唯一的精神寄托。所以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不同，它不但涵蓋了精英階層，還觸及普羅大眾，是真正地從上到下，從裏到外徹徹底底對整個歐洲做了一次顛覆。
宗教改革的起因，簡單來說就是屬靈的日耳曼人覺得屬世的拉丁人在宗教上不虔誠，尤其是羅馬教皇奢靡腐敗，在德意誌發行贖罪券，引起了德意誌人的不滿。於是在1517年，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條論綱】，掀起了宗教改革的大幕。
此後經過三十年戰爭、英國的宗教改革等運動，整個西歐形成了新教和天主教對立的格局。包括英國、德國、北歐諸國在內的歐洲北部國家基本上都脫離羅馬天主教，改信了不同的新教。而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南部國家仍然信奉天主教。
由此可以看出，新教和天主教的劃分基本上還是按照日耳曼人和拉丁人勢力範圍而定的——拉丁人固守天主教，日耳曼人改信新教。
所以，從宗教改革以後，拉丁人與日耳曼人的對立局面由中世紀時期的教權同王權的矛盾轉變為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鬥爭。
也正是因為不同的信仰，讓在中世紀相對落後的日耳曼民族快速追上並超過了拉丁民族，成為歐洲文明真正的引領者，其主要原因就在於雙方對待財富以及資本主義兩種截然對立的態度上。
嚴格來說，天主教並沒有像歷史課本上說的那樣形成對資本主義的直接阻礙，甚至很多信仰天主教的貴族還極力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其主要問題在於天主教在精神層面嚴重束縛了民眾對財富的追求。
羅馬教會雖然占有大量的財產，但天主教會卻教導民眾要節欲守貧，不要貪戀財富，甚至將財富比作一種罪惡，一種阻礙信徒升入天國的障礙，就像聖經裏說的那樣「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天國還容易」。天主教對待財富的態度可見一斑。所以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和地區，底層民眾更樂於安貧樂道，僅滿足於基本的生存所需，缺乏增加剩余財富的欲望和動力，而這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先決條件。
而新教除了否定了教會在上帝與個人之間的中介作用外，強調因信稱義外，最大的變化就是對待世俗成就的態度上，這點在加爾文宗的救贖預定論上最能體現出來。
加爾文宗認為，人從一出生命運就已被註定，能否升入天國被救贖和彌撒、買贖罪券之類的善功沒有關系。那如何才知道自己是否是天選之子呢，加爾文宗認為可以從世俗中的成就中體現出來。
因為是上帝選中的人，所以在世俗生活中能夠取得比其他人更大的成就，獲得更多的財富，擁有更高的社會聲望，總之就是在社會上更加成功。
在這種教義的感召下，新教徒一改天主教徒的安貧樂道，開始透過不斷努力，辛勤勞作去追逐利益，創造財富，沖開了天主教加在資本主義頭上的沈重束縛，資本主義得以在這種功利化的土壤中快速增長。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發展。英國在亨利八世時期完成了宗教改革，但是英國的宗教改革不是很徹底，所以誕生了一批更激進的新教分子被稱為清教徒。
清教徒的激進主張引起了英國國王的打壓，所以從17世紀開始大批受迫害的清教徒開始遷移到了新大陸，形成了英國在北美的早期殖民地。
清教徒認為工作是上帝賦予信徒的權利和使命，財富是上帝給予世人的恩典，所以英國早期的殖民者才會不懼北美的惡劣條件，不斷開疆擴土，建功立業，透過現世的成功來踐行清教的教義，證明自己是上帝選中之人。美國獨立後，繼承了清教徒這種奮鬥精神，從而為資本主義在新大陸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正是基於此，宗教改革在歷史上的影響，從來不僅是造成了羅馬教會的分裂，更是引發了一場涉及社會、經濟、學術上的顛覆性革命。所以，恩格斯才會把宗教改革稱為「第一號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也認為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合理的信仰基礎，構成了後期新教國家在經濟上領先於天主教國家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見，日耳曼文明在經濟上能夠追上並領先拉丁文明，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宗教改革運動將日耳曼民族從羅馬天主教會的精神束縛中拯救了出來，民眾對待財富的態度發生了改變，能夠更自由地發展世俗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刺激了新教國家和地區的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而拉丁民族國家和地區仍然在天主教的束縛下步履蹣跚，艱難前行，逐漸被落後的日耳曼國家趕超並拉開差距。
當然，本文我只是從精神和宗教層面討論了造成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文明差距的原因，而這也並非造成這種現象的唯一因素，其他諸如政治制度、風俗法律、地理環境等也是文明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而這些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