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靜謐的實驗室內，3名工作人員正圍在工作台前熱烈地討論著。工作台上的電腦螢幕中，清晰地顯示著一件工藝精湛、色彩斑斕的琺瑯瓶，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標準體系組組長、館員黃婧專註地比對著三維模型圖與實物照片之間的色彩差異，並細致地評估著每一處細節。
「文物本體會隨著時間推移逐漸發生老化，但三維數位技術能夠精確記錄它們當前的形貌。」黃婧告訴【中國報道】記者，「我們希望這些技術能無失真且準確地獲取文物全方位的資訊，從而為後續保護與研究工作奠定基礎。」
如今，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正套用到琺瑯文物的保護與分析中，那些藏匿在時間長河中的工藝技術、貿易路線甚至匠人指紋等，正逐一被解碼。
一把「跨國客製」的琺瑯壺
13世紀，阿拉伯地區的金屬胎琺瑯制品傳入中國。到明代宣德年間，琺瑯工藝達到高峰。其中，銅胎掐絲琺瑯因在景泰年間盛行且底色多為藍色，故得名「景泰藍」。畫琺瑯傳入較晚，後與中國瓷器結合，誕生了瓷胎琺瑯。清代中期，琺瑯還成為外貿商品，遠銷海外。
在整理故宮博物院藏畫琺瑯器物的過程中，故宮博物院器物部工作人員意外發現了一件底部同時刻有乾隆年制款識與西洋工匠簽名的畫琺瑯菊花紋壺。他們進一步核查發現，另有4把與其形制、紋飾高度一致的菊花紋壺，其中一把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其余3把則由故宮博物院收藏。透過細致比對檔案記載，他們推斷，與該壺同期入檔的同類器物，很可能出自西洋工匠之手。
△ 乾隆款畫琺瑯菊花紋壺 。
根據現有研究，畫琺瑯源於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工藝，約17世紀傳入中國。廣州和宮廷作坊在1720年以後基本掌握了這項制作工藝。彼時，中國會以「下訂單」的方式跨國客製琺瑯等器物，在1750至1780年代，法國是乾隆皇帝訂單發往的唯一一個歐洲國家。
為了驗證猜想，2019年，故宮博物院器物部將這把刻有西洋工匠簽名的乾隆款畫琺瑯菊花紋壺和其他3把畫琺瑯菊花紋壺，一同送至文保標準部進行科學檢測。
「那是一次勇敢的嘗試。」談起與器物部的合作，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副研究館員劉瀚文說。
該壺壺底留有的法國琺瑯畫師Coteau的簽名已具有明確的線索指向。但如何在現有資訊的基礎上挖掘更多細節，對科技檢測工作而言仍極具挑戰性。
將文物從庫房取出並進行檢測遠比預想的復雜，為了充分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文保標準部決定對這把乾隆款畫琺瑯菊花紋壺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他們運用金屬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技術對菊花紋壺的胎體和釉料成分進行檢測，同時結合拉曼光譜分析技術對該壺呈色劑的晶體元素進行分析，運用X-CT技術解析其內部結構，最終不僅消除了該壺是銅胎的誤解，確證其為金胎制品，更驗證了此前研究者的推斷——這把菊花紋壺確實是「法國制造」。
「到這步為止，我們借助多種無失真檢測技術確認了這把壺與其他3把畫琺瑯菊花紋壺的不同，但這還僅僅停留在驗證階段。」劉瀚文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突破常常發生在日復一日的平常工作中。當劉瀚文和器物部的研究人員一同檢視CT影像時，他們偶然註意到壺蓋沿內側隱約有微小戳印痕跡，於是便回到文物的對應位置尋找答案。
△ 壺蓋沿內側18世紀法國金匠相關戳記。
透過放大觀察，他們辨認出這些痕跡是18世紀法國金匠的相關戳記，包括金匠的個人標章、巴黎地區的征稅標章以及金屬純度的標識。這3個標識的發現，更準確地揭示了這款法國制造的乾隆款畫琺瑯菊花紋壺真正的生產年份——公元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
文物研究中，斷代無疑是最具挑戰性的環節之一，傳統方式往往依賴於專家學者對文物特征的直觀判斷，進而根據經驗大致框定其所屬的年代範圍。「隨著科學檢測技術的快速發展，如今我們能深入發掘文物中蘊含的微觀資訊，從而對文物制作年代作出更準確的測定。」劉瀚文說。
景泰款琺瑯的身世之謎
壺蓋上的標章明確了乾隆款畫琺瑯菊花紋壺的來源與身份，類似「乾隆年制」等款識也如同文物的「身份證」，確定著文物的時代、產地及工藝真偽等資訊。但款識有時並不能作為確鑿的辨識依據，如部份款書「景泰」二字的琺瑯，便給文物研究人員設定了難題，使得斷代和真偽辨識工作變得更加復雜。
「一件景泰藍，十箱官窯器」這句民間諺語道出了景泰藍的珍貴地位。景泰藍又稱銅胎掐絲琺瑯，起源於元代，盛行於明代景泰年間（公元1450—1457年）。盡管景泰藍被世人所熟知，學界對其研究也已相當深入，但圍繞景泰款琺瑯的爭議不斷。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景泰年間社會動蕩，戰爭頻繁，當時的國家財力不足以生產如此多的景泰藍。然而現存實物中，卻有大量明確標註「景泰年制」款識的琺瑯。帶有這一款識的琺瑯到底是不是在景泰年間制造的？這些琺瑯究竟是景泰年間的原作，還是後世仿古的產物？其制作動機是官方客製還是民間仿制？
當傳統研究手段觸及認知邊界時，許多未解之謎仍懸而未決，而科學技術的加入帶來了新的觀察視角。
負責X-CT技術的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保護裝備組組長、副研究館員張雪雁，她的日常工作是給文物拍CT，每一件送入文保標準部實驗室的文物都會先接受一次全面的「身體檢查」。
「很多肉眼看不見的地方，CT都會告訴你答案。」張雪雁告訴【中國報道】記者，「一旦在CT檢測中發現問題，我們就會與其他同事溝通，指出文物中需要重點關註的部位，整個過程就像是對文物進行的一次‘病因診斷’。」
接手一件文物，最關鍵的是對文物的結構作基礎判斷。自從事這項工作以來，張雪雁已經檢測了六七十件琺瑯。其中，景泰款琺瑯令她印象深刻。
△ 景泰款掐絲琺瑯纏枝蓮紋獸耳爐 。
在對景泰款掐絲琺瑯纏枝蓮紋獸耳爐進行技術檢測時，張雪雁首先透過X射線CT裝置對這件器物進行結構檢測，發現其腹部與口沿和底足在X射線CT結果的斷層圖中呈現明顯的巢狀結構。然後她利用X射線熒光等技術手段對該器物釉層進行成分分析時，又發現其腹部的琺瑯釉中，紅色、白色和底藍色三種顏色中的Pb（鉛）元素含量較高，因此該器物腹部部份的琺瑯釉制作材質同其他部份有所不同。同時，該器物耳部底藍色琺瑯釉的Pb（鉛）元素含量也存在異常，因此耳部也可能同其他部份不同。綜合采用不同檢測方法後，從各項數據結果中能夠清晰看出這件器物的口沿、腹部、底足以及耳部在結構和材質上均存在明顯的區別，最終判斷這件景泰款琺瑯是經改制而成的。
△ 景泰款掐絲琺瑯纏枝蓮紋獸耳爐不同位置截面圖 。
據現有研究，明朝皇帝朱祁鈺時期因內外交困、國力不支，難以制造如此多精美的景泰款琺瑯。因此，現存數量眾多的景泰款琺瑯多為後世經過改制而形成。專家學者普遍認為，這種改制是透過拼接舊器不同部位或截取舊器部份後補全的新作。
「但在‘七拼八湊’之後形成的景泰款琺瑯，其拼湊部份具體來自何處，仍不得而知。」張雪雁說。
讓文物自己說話
琺瑯之美，不僅在其巧奪天工的技藝，更在其絢麗的色彩。歷經數百年仍光彩奪目的琺瑯釉是琺瑯藝術的靈魂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匠人們為琺瑯釉色賦予了許多詩意的名稱，如孔雀綠、蜜蠟黃、象牙白等。
這些富有詩意的色彩命名雖具文化韻味，但在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副研究館員段佩權看來，這種感性化的色彩認知缺乏精準的科學語言描述，也無法闡釋色彩變動之間的科學原理。
△ 乾隆描金畫琺瑯纏枝蓮紋盤中呈現出絢麗的釉色 。（圖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從元代延續至明清的漫長歲月裏，匠人們創造了數不清的琺瑯釉色。若要真正了解這些色彩，我們仍需利用更為精確的成分分析手段，對這些顏色進行準確的科學探究，透過數據來闡釋這些色彩變化的原理。」段佩權向記者解釋道。
科學檢測與分析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讓文物自己說話」。「過去我們只能依靠文獻記載和經驗判斷，有了科技手段後，文物開始向我們訴說它們的故事。每一次成分分析、每一張CT掃描影像，都在為研究者提供新的證據。挖掘的資訊越多，價值的融入就越清晰，我們對文物的認知也就越深入。」劉瀚文說。
科技也並非萬能鑰匙，目前仍有大量文物無法透過現有的技術手段得到精確的解讀，檢測不成功的案例也依然很多。除去現有技術水平的限制，更關鍵的是，目前還缺乏系統性的資料庫。
據了解，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正計劃對琺瑯的原材料進行數據采集與補充，透過構建涵蓋不同歷史時期的琺瑯資料庫，深度解析琺瑯原材料背後的成分特征以及相應的演變規律，為文物檢測與斷代提供科學依據和數據支撐。
此外，與書畫等文物相比，琺瑯文物在保護方面正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特別是琺瑯劣化。琺瑯通常由金屬胎體和琺瑯釉兩部份組成，琺瑯釉雖然能像陶瓷或玻璃一樣保護金屬胎體，但同時也可能對金屬胎體造成腐蝕。「預防金屬胎體腐蝕，控制相關腐蝕過程，是我們未來需要持續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劉瀚文說。
撰文：【中國報道】記者 劉雪雲
責編：張利娟
編審：趙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