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納粹化和民主化就像一對彼此仇視的姐妹。她們誰缺了誰都是無法想象的，但她們卻又相互排斥。如按照大多數民眾的意願來看，一個名副其實的去納粹化過程不曾有過，但是假如沒有去納粹化的發生，一個適度彰顯民意的穩定的民主制度也是難以想象的。這是一種邏輯上的走投無路，如果不是靠著對歷史記憶的壓抑和排擠，人們根本不可能從中破繭而出。」
【狼性時代：第三帝國余波中的德國與德國人：1945-1955】書封
哈拉爾德·耶納在【狼性時代：第三帝國余波中的德國與德國人：1945-1955】（周萍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理想國2024年1月版）裏的這段話，詮釋了德國在二戰後的十年跌宕，聚焦於德國人的戰後生活。他試圖拋開宏大敘事，從普通人的日常出發，在清理廢墟、黑市交易、人口流動、女性意識、及時行樂和經濟復蘇等層面闡述戰後的社會混亂和道德失範，還有德國人內心的仿徨與碰撞。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殺。5月9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此後，根據雅爾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德國被美、英、法、蘇四國分區占領，並由四國組成盟國管制委員會接管德國最高權力，柏林市也劃分成四個占領區。
在哈拉爾德·耶納看來，納粹治下的德國直至戰後十年的德國，都處於道德觀崩塌、「他人即惡狼」的狼性時代。戰後德國的混亂很容易理解，那些在納粹時代陷入狂熱和暴戾的人們，那些在戰爭中失去家人、在物資緊缺和政治謊言中一步步走向絕境的人們，在戰後必然會不擇手段地活下去。即使是那些被釋放的幸存者，他們在集中營裏往往也有以喪失底線換取生存的經歷。占領者、被釋放者、流離失所者、被疏散者、逃亡者以及背負著戰爭罪行的人，他們善惡難辨，又面對著戰後的各種甄別與清算，只能以掠奪、偷竊乃至造假身份等方式，試圖從零開始。
但如果僅僅是這樣，德國不可能走出納粹陰霾，成為今日德國。對罪惡時代沒有徹底清算，罪惡就會卷土重來。德國尤為如此，納粹摧毀了公共生活與良知，如果這一切沒有真正重建，德國就不可能恢復正常。
瓦礫與黑市
相比人心的淪喪，物理上的沖擊即使觸目驚心，也顯得不那麽重要。不過【狼性時代】裏還是試圖用數據呈現物理沖擊，書中寫道：「戰爭在德國留下了大約5億立方米的瓦礫。為了讓這個量度更直觀，當時的人們做出了各種各樣的測算。【紐倫堡新聞報】以帝國黨代表大會會區內的齊柏林廣場作為參照，如把這些瓦礫堆積在這個長寬各300公尺的廣場上，它們將形成一座高達4000公尺的山，山峰上永遠白雪皚皚。有人則測算出柏林市的廢墟有5500萬立方米，在腦中搭建一道寬30公尺、高5公尺的向西延展的墻，這堵墻在想象中可從柏林延伸到科隆。借助於這樣的思維遊戲，他們試圖使世人對必須清除瓦礫的龐大體量有一個具象感。當時曾見過不少城市的某些區域被徹底摧毀的人，如在德勒斯登、柏林、漢堡、基爾、杜伊斯堡或法蘭克福，都無法想象這些廢墟會如何被清除，更不用說重建了。在德勒斯登每一個幸存的居民頭上都分攤著40立方米的瓦礫。」
1946年的德國城市
正是在這廢墟之中，經歷過二戰的德國人，擁有了許多文明社會不可能擁有的所謂「技能」，比如黑市。「對於德國人來說，黑市是人生中至關重要的一種學習經歷。在充滿懷疑和好奇心的氛圍裏，這是一所學習與人溝通的學校。對於當年在納粹統治下被狂熱化的集體觀念來講，它所提供的極端市場經驗是一種徹底的修正——這是被大家長期銘記的一個教訓。歷史學家馬爾特·齊倫貝格寫道，黑市的這種無規則化‘獎勵了狡猾之人並懲罰了軟弱者’，它創造了一個經濟領域，‘在那裏顯然人再次變成了他人的狼’。對20世紀50年代產生深遠影響的社會性猜疑正是發源於此，其腐朽本質來自不信任。還有50年代那令人感到詫異的對秩序的崇拜，其根源也來自非法貿易對人的逼迫。」
黑市的存在，是因為德國經濟處於癱瘓狀態。物資緊缺、政治動蕩必然導致道德失範，人們只能依靠狼性維持生存。當時的德國人普遍對此沒有道德負擔，因為大多數人相信自己是希特勒治下的受害者，一切都是納粹的錯。
這種思維有一定的正面性，正如【狼性時代】中所言：「大多數德國人集體同意將自己視為希特勒的受害者，這對於數百萬被殺害的受難者而言是一種難以承受的狂妄。從更高的歷史正義角度來看，這個主要透過對加害者的寬大處置而做出的自我卸責，對受害者而言是令人憤慨的。但對於西德建立的民主制度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適宜的，估計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先決條件，因為它為新的開始奠定了精神基礎。正是由於堅信自己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人們可以借此卸下自己對這個已滅亡的政權曾有過的全部忠誠，而且他們不必為此感到不光彩、怯懦和投機取巧。無論東德還是西德，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不得不將自己置於舊敵的保護之下，這就使得這樣的觀點更加成為必要。」
當然，這並不足夠。德國人希望的是忘記歷史，開啟新的生活。但事實告訴他們，如果忘記歷史，那麽就不會有新的生活。德國走出陰霾，依靠的是反思、清算而非忘記。
城市重建中的女性
物理沖擊帶來的瓦礫堆必須清除，這種清理初期也變成了一種懲罰性工作。「在盟軍攻入後的最初幾天，誌願者透過號召被招募。他們來是因為下班後有一盤湯可喝。但不久這工作就輪到了納粹黨員的頭上。」
但事實上，這項柏林市區最重的體力工作卻是由女性完成。因為大量德國青壯年男性死於戰場，男性短缺問題十分嚴重，柏林尤其如此，戰後柏林的男女比例是1：6，這還因為「柏林在戰前就已是單身女性的首都。當年為了呼吸‘汽油的芬芳’和自由的氣息，並能夠靠新生的婦女職業而獨立生活，她們從狹窄的省城逃到了大都市。然而現在，比起最低等食物配給卡所保證的讓人不死不活的每天七克脂肪，當建築工地上的勞工是唯一相對較好的選擇。」也正因為這樣，「瓦礫婦女」這個詞得以成為戰後德國史的專有名詞，也是美德的象征，衍生出眾多文學和影視作品。
1947年，二戰後德國汽車工業復興期間，在福特尼爾工廠，婦女們正在打磨軸承襯墊。
更多女性走入工廠車間，從事體力勞動，或者開始經營小本生意，並獨立撫養孩子。她們在男性勞動力極度匱乏的狀態下，開始介入傳統觀念中的男性領域。雖然這是被迫而為之，卻深刻改變了戰後德國的社會生態，使得女性的地位迅速提高。
這一趨勢還在情感層面迸發出新的力量，許多女性在長期孤獨的狀態下開始追求更多的感情自由。書中提到一個細節，美國飛行員傑克·貝內特曾記錄，1945年的一個晚上，他在柏林散步時被德國女性搭訕，對方「既不想要錢，也不想要食物」，只是希望有一個「溫暖的身體」。
那些被疏散到德國農村的五百萬城市居民中，也有許多年輕女性攪動著農村的傳統價值觀，人們追求兩情相悅的自由戀愛，讓人性在現代意義下逐漸回歸。
男性（尤其是戰場歸來的男性）在這種狀態下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地位。在他們離開的時間裏，女性打理著家庭，甚至讓男人變得多余。許多男性的身份已經變成純粹的戰敗者，「丈夫」「父親」這樣的身份被無限淡化。但另一方面，因為男性過少，性別比例過度失衡，男性的性別自信得以在許多外部社交場合被呵護，也讓德國社會的情感生態變得更為復雜。
當時德國社會的種種細節，實際上都是納粹集體癲狂的延續。比如在物資層面，「所提供之物經常被偽造或早已過期。人造奶油中混雜著車輛潤滑油，袋裝馬鈴薯中經常被摻入石頭，不可食用的漆木油被充當食用油出售，而燒酒有時來自醫學和自然歷史機構的解剖展示玻璃瓶，裏面原先保存過各種器官、胎兒和動物。」
這種生存處境催生了「狼性時代」，每個人都必須依托於社會資源，繼而不擇手段進行爭奪。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社會失範，但同時又特別強調每個人的社會性，因為離群索居者很容易餓死。普遍高於男性的社會活動能力，讓女性在這個時期得以抱團（這種抱團從她們的丈夫或者父親加入納粹軍隊並開啟異國作戰時就開始了），就像書中所說，「沒有父親使許多家庭成為一個彼此更加相依為命的利益共同體」。女性個體也因此變得更為獨立，她們從事著各種原本屬於男性的職業，不僅僅是工人和農民，還包括社會機構的管理者，甚至地下交易的把控者，她們也擁有了越來越多的自主意識。
當然，這種情況只持續了數年，西德的經濟復蘇，使得女性的社會地位再次出現變化。德國社會希望女效能夠回歸傳統，社會輿論甚至開始指責那些在戰後被迫外出工作的女性，將社會失範歸咎於女性外出工作導致的對子女教育的忽視。
這種指責顯然毫無道理，德國社會的混亂也並不是因為女性忙於工作而忽視子女教育，它只是納粹統治的遺毒延續。
女性地位的這種種變化，恰恰也印證了一個事實：僅僅依靠戰後的物質重建去構築文明，顯然是不夠的，也並不牢靠。女性在戰後獲得的那些自主空間，並非建立在文明社會的多元包容之上，而是社會失範下的野蠻生長，也因此而脆弱，經不起「傳統」的任何反擊。
所以，女性地位的真正改變乃至社會真正的進步，所依靠的唯有反思。在「狼性時代」之後，德國社會漸漸步入正軌，以現代文明價值觀為底色，才真正成為今日的德國。
狂歡與沈默
面對物質匱乏和社會崩壞，德國人的重建只能也必須從心靈開始。這種重建未必是嚴肅的，它也很可能以內心的釋放呈現。畢竟，在納粹治下，德國人已經歷過太多的整齊劃一——統一的敬禮動作、統一的佇列，乃至統一的思維模式。
哈拉爾德·耶納在【狼性時代】中寫道，如今人們總將戰後想象為極其嚴肅的年代，對那個時代的描摹更多是「飽經風霜的臉、絕望的表情」。鑒於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困境和不安，這當然不足為奇。但與此同時，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即使在這一時期，人們依然有過很多歡笑、舞蹈、歡慶、調情與情愛，「盡管當年這個不合時宜之感也同樣困擾著人們，他們還是盡情地開派對，和後來人們越來越愛宅在家裏的富裕年代相比，他們甚至更為無拘無束。」
1955年，德國「動物園舞會」上跳舞的人們。
書中寫道：「當對連夜轟炸的恐懼和被占領後初期的不安過去之後，幸存下來的歡樂感形成一股無法阻擋的力量。廢墟生活中的匱乏一點都沒有使這種鋪天蓋地的能量受到損害。相反，終於逃過了災難的感覺以及對未可預見、完全尚未規劃的未來導致了一種急劇上升的生活強度。很多人只是活在當下。假如當下美好，那就將它發揮到極致。漫溢位來的生之快樂開始爆發，常使人瘋狂地沈迷於享樂。正因為對生的威脅還隨處可見，人們更要極致地品味生活。一場實實在在的舞蹈之熱從此爆發出來。」
耶納認為，今天的人們必須將戰後年代的這種粗俗狂歡放在一個精神空間中來想象。那些看起來廉價泛濫的狂熱，本質上是人們對「德意誌苦難」的認知和由此衍生的及時行樂。「在這廢墟中的舞蹈裏，死亡雖隱姓埋名卻無處不在。人們在一個生之無常隨處可見的環境裏行樂。」
書中這樣形容：「戰後時期的派對不是在一艘正在下沈的船上，而是在早已是一艘沈船上的舞蹈。奇怪的是大家都還活著。一種奇怪的傻氣會時不時地出現在人們身上。」
有研究者認為，正是因為大多數的德國人克制住了悲傷，所以這類的歡慶雖處於一種時常令人詫異的放縱，卻仍臨界於並未完全失去理智的氣氛之中。「喪宴是一種人類學的普世現象。它是那些為數不多的習俗之一：雖有不同形式和深度但卻以類似方式幾乎出現在所有文化中。這樣難過與歡樂兼具的聚會是一個悲痛和壓抑悲痛的儀式；對許多人來講，它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集體應對死亡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彼此相互矛盾而又同時平行存在的情感被儀式化了。」
但舞蹈和狂歡帶來的身份重建和價值觀重塑，仍然是相對脆弱的。與之相對應的是當時大多數德國人對納粹時代的諱莫如深。
戰後的求生本能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們的罪惡感。人們一方面以巨大韌性重建生活，另一方面則希望以沈默掩蓋過往罪惡，強化自己的「受害者身份」。
直到上世紀60年代的奧斯維辛大審判期間，人們才開始廣泛討論過往罪惡。在1968年的全球性抗議浪潮中，隨著越來越多有關納粹集中營暴行的圖片湧現，西德年輕人開始對自己的父輩進行一場清算，並開啟反思，終於使得西德步入新的歷史階段。
在納粹上台後，德國社會就處於一種退化狀態。整齊劃一的集體迷失，實際上使得德國人退化到了蠻荒狀態。戰爭使得德國的經濟、道德都退化到崩潰狀態。而在戰後，德國人面對的則是文化和社群層面的退化，就像耶納所說：「愛情退化為色情，職業退化為謀生，鍛煉退化為運動，音樂退化為娛樂」，但這些恐懼與不安，終究變成了過去。
葉克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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