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愛親人和祖國，更愛我的榮譽，我是一名光榮的誌願軍戰士。冰雪啊！我決不屈服於你。哪怕是凍死，我也要高傲的聳立在我的陣地上。 」
寫下這段話的人名叫宋阿毛，一個普普通通的上海人。但是，在1950年11月底，他卻以一個常人難以想象的形式完成了生命的昇華：在長津湖下碣隅裏的陣地上，他和自己的戰友保持著戰鬥姿態，被寒冷的天氣凍成了一尊冰雕！
是的，宋阿毛，是冰雕連的一員。他的身邊，還有他的一百多名戰友。而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還有兩個連的誌願軍也被凍成了冰雕。他們大部份人沒有留下自己的生平事跡，但是卻無愧英雄之名。
據後來統計，長津湖一戰，第九兵團戰鬥傷亡是19202人，但凍傷減員則達到了28954人，其中將近一千人直接凍死。也就是說，寒冷天氣造成的戰鬥減員大大超過了戰場傷亡。歸結到底的原因，就是長津湖地區天氣寒冷，但是誌願軍缺乏必要的禦寒裝備。有些人曾經質疑過，第九兵團在出征前，為什麽不備好足夠的冬裝？
這個問題，答案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以中國當時薄弱的工業基礎，難以滿足誌願軍的被服需求。很多棉衣都要靠老百姓的雙手去縫制，速度自然不快；其次是第九兵團大多是南方士兵，對北方的寒冷缺乏概念性認識，所以在準備裝備時有所疏忽；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掌握制空權的美軍，對誌願軍補給線持續不斷的轟炸，讓本已緊張的禦寒裝備大量損失。這些僅僅是外因，而真正致命的內因，則來自於一個人，一個博學多才、又不能說沒有氣節的文人。正是他所作出的一件事，讓本已倉促入朝的第九兵團被迫加速，從而造成了將近3萬名戰士的傷亡。這個人，名叫張東蓀。
張東蓀，浙江杭縣人，是著名的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曾任中國民盟中央常委、秘書長。他曾經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回國後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著名學府任教，是個不折不扣的學者。此外，他還是中國最早接觸社會主義理論的人，只不過他更推崇的是一種改良式的社會主義。對革命等激烈行為，張東蓀一直持反對態度。也因此，他在袁世凱、蔣介石等人當權時，與他們走得很近，甚至可以說當上了「禦用文人」。
與一般的那些趨炎附勢者不同，張東蓀身上有一種執拗的民族情節。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積極參加抗日活動，保護愛國青年，接觸中共地下黨，其社會活動能量非常巨大。1942年，燕京大學解散，張東蓀掩護不少教師和學生轉移到解放區，自己卻堅決不離開北平。
他的言行，引起了日本憲兵隊的註意，把他抓進牢房。日本人軟硬兼施，企圖拉攏張東蓀，但張東蓀身上有一股濃烈的愛國之情，任由敵人使出什麽手段，他都不肯出任偽職。1942年6月，張東蓀雖然保釋出獄，但是日偽軍仍然會每天光顧他家，不厭其煩地勸他「出山」，但都遭到了嚴詞拒絕。
抗戰勝利後，張東蓀出任了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常委，開始更頻繁地參加社會活動，推行民主。張東蓀心裏，有一種片面而迂腐的「和平主義」。面對國共兩大陣營的對立，他總是希望能從中調和，找出一條不打仗就可以實作中國民主的道路。他幻想著，中國可以走出一條既不同於美國，也不同於蘇聯的「第三條道路」，也就是建立所謂的"中間性的政治"。他甚至還展望，可以讓中國為樣板，調和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他的思想，在當時還真的形成了一股走「中間路線」的社會潮流，影響了不少人。
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最終在蔣介石的統治下被擊得粉碎。1947年10月，國民黨下令解散中國民主同盟，張東蓀的所有努力付之東流。
在蔣介石這裏吃了虧，張東蓀終於開始為中國的和平做一些實際的事情了。1948年，駐守北平的傅作義開始和解放軍商討和平解放的問題，但是，雙方的條件相差太大，談判一度陷入僵局。此時，黨組織找到張東蓀，希望他能以一個民主人士的身份居中調停。張東蓀有著對和平的熱切渴望和雄辯的口才，在他的影響下，傅作義最終下定了起義決心，古老的北平城終於得以和平解放。事後，毛主席與一幹民主人士在頤和園開會，當著所有人的面對張東蓀伸出大拇指，說道：「 北平能和平解放，是張先生的功勞啊! 」這句誇獎，成了張東蓀一生的驕傲。
但是，張東蓀心中「中間路線」的思想根深蒂固，始終左右著他的言行。當時，毛主席為了能讓新中國有著更好的國際生存環境，在外交上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張東蓀對此不以為然，依然不斷的提出要保持和美國的友好關系，不能讓中國成為美蘇賽局的「犧牲品」。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獨斷專行，歷來不為熱衷民主的人所喜愛，所以當時張東蓀的這一套還是頗有市場的。
在一次會談中，毛主席對張東蓀的主張提出了批評，認為他存在著"親美"、"恐蘇"的思想。會談結束後，張東蓀情緒非常低落，但是內心卻沒有多少觸動。他開始有了一種危險的想法：不再依靠外交努力，而是憑借自己的力量，向美國表示友好。
張東蓀是天真的。他讀了那麽多書，卻從沒有真正認清國際政治的現實。在那個時代，美蘇的關系代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分別代表從根本利益上直接沖突的兩個階級，其矛盾本身就是不可調和的。即使拋開意識形態不談，國際的政治資源有限，任何一方也都不會輕易妥協，所以對立是在所難免的。所謂的「中間路線」，不過是一些片面和平主義者假想中的烏托邦，根本不存在實作的可能性。
惡的勢力，從來都不會可憐天真的人，而往往會利用他們。張東蓀的言行，很快就招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國際友人」，隨時準備從他身上榨取自己想要的東西。
1950年，韓戰爆發，對國際關系洞若觀火的毛主席一聲令下，剛剛準備放下槍桿子搞建設的解放軍跨過鴨綠江，拉開了抗美援朝的序幕。張東蓀對出兵北韓是持堅決反對意見的。除了擔心中國的經濟建設之外，他更害怕這次戰爭之後，美國和中國的關系將更加難以挽回。他開始更積極的活動，希望以個人身份向美國示好，讓戰火不要燒到中國的土地上。
這時，一個叫 王誌奇的人出現在了他面前。王誌奇表示，自己手眼通天，在美國方面說得上話。攀談之中，王誌奇嚇唬張東蓀，說美國已經決意打第三次世界大戰，韓戰不過是前哨戰。此言一出，張東蓀立刻慌了，對王誌奇說：「 能不能幫我把一個意見傳達給美國，就是如果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著中國，且看將來。 」
王誌奇看著書生氣十足的張東蓀，心中不禁好笑。他根本不是什麽和美國有聯系的民主人士，而是一名如假包換的美國間諜。此次來中國，就是想從張東蓀身上下手，竊取情報，散布恐慌情緒。此時看張東蓀如此慌張，他當即表示，自己可以向美國方面說說，但是重要的是看張東蓀的表現。
張東蓀立刻猶如抓住救命稻草一樣，開始積極的為王誌奇「工作」了。他拿出了一份政協名單，用筆勾出了其中他認為可以自己合作的人，以表示自己的分量。王誌奇對這個不感興趣，於是開始話裏話外地流露出想要情報的意思。張東蓀都沒過腦子，直接將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訊息和盤托出。之後，他就如同當初掩護地下黨一樣掩護王誌奇和其他特務接頭。王誌奇收集到了足夠的情報，又對張東蓀說自己沒有電台，民主人士的友好態度送不出去。張東蓀一聽，立刻拿出了自己私藏的電台，讓王誌奇使用。就這樣，一條條吃人的情報被送了出去。在未來的幾個月，這些情報會要了將近三萬誌願軍戰士的性命——宋時輪第九兵團的入朝時間、出發列車等一些列絕密訊息，隨著「噠噠」聲傳到了大洋彼岸。
很快，王誌奇被捕，間諜身份也隨之被揭穿。中央領導也知道了第九兵團行動的所有情報，已經全部泄露。但是，北韓的戰局錯綜復雜，第九兵團只能倉促地提前入朝。原本計劃在國內補給禦寒衣物，現在已經來不及了，只能改為去北韓境內補充。可是在美國空軍的狂轟濫炸之下，大部份補給品被毀，原本為第九兵團配發的厚棉服也損失殆盡。最終，第九兵團只能無奈地穿著薄棉衣來到寒冷的長津湖、蓋馬高原地區，打一場艱苦卓絕的戰鬥。長津湖戰役結束後，人們統計第九兵團的損失，發現有近三萬人因為寒冷而失去戰鬥能力。這一切，張東蓀負有很大責任。
按理說，一個在政治上有影響的人，應該堅定地和自己的政府站在一起，哪怕是政見有矛盾。張東蓀以個人身份破壞國家外交，毫無疑問是大罪了。更何況，他的電台送出去的情報，直接造成了巨大的誌願軍傷亡。他縱使無心為惡，這麽多人也是因他而死，所以張東蓀感到壓力極其巨大。偏趕上這時候，王誌奇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責，胡亂攀咬，竟然說很多絕密情報是張東蓀提供的。張東蓀一下子從北平胡平解放的功臣變成了人人喊打的「叛國者」，甚至很多原先民盟的委員都表示要「槍斃」他，這讓他難以接受，一度想到要自殺。
但是，毛主席並沒有放棄張東蓀。畢竟他在新中國的建立初期，還是立過功的。所以毛主席指示：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養起來。從此以後，張東蓀被撤銷了所有職務，真正的賦閑在家了。
晚年，張東蓀想起此事，讓人不免後悔。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深感清詩記我狂，夢回猶自對蒼茫；
書生謀國直堪笑，總為初心誤魯陽。
雖然有自我辯白的傾向，但是仍道出了心中的悔恨。
不過，最終張東蓀還是因為這件事被捕下獄，受到了應得的懲罰。1973年，張東蓀死於秦城監獄，結束了自己過於天真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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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和西方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與生俱來的社會性。一事當前，中國人考慮的往往是國家利益。這種思想，實際上是更為進步、更有利於社會資源的集中使用。而反過來，國家的能量也往往可以在逆境中保護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在面對大事時，我們應該堅定地和自己的集體站在一起，而不能將自己個人的意識淩駕於國家之上。否則，就會出現張東蓀的這種情況，以為自己可以如何如何，其實卻在別有用心之人的影響下，犯下無可挽回的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