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世的評價中，朱棣往往被賦予更多的正面形象。從對外政策來看，他五次親征漠北，成功打擊了瓦剌與韃靼等部族，鞏固了北部邊疆的安全。 同時，他在西北地方設立了「關西七衛」，擴充套件了明朝的影響力，並增設貴州布政司，將西南地區進一步納入中央管轄範圍。此外，他還試圖對安南進行直接統治，設定了交趾布政司。
在內政方面，朱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進經濟發展和民生恢復。透過休養生息政策，國家財政收入顯著增加。同時，為了強化中央集權，他削減藩王權力，防止地方割據勢力威脅皇權穩定。
文化領域內，朱棣下令編纂【永樂大典】，這一浩瀚工程不僅保存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也體現了當時文化整理的高度成就。盡管部份動機可能包含為自身政治目的服務的因素，但其歷史價值不可否認。
【明史】給予朱棣高度評價：
「文皇少年習武，占據幽燕戰略要地，趁著建文帝軟弱之際迅速崛起，最終統一全國。即位後提倡節儉治國理念，對於自然災害能做到及時賑濟，沒有資訊阻塞情況發生。
善於辨識人才並合理任用，內外治理清晰透明，軍事才能堪比開國皇帝太祖。多次率領大軍出征，徹底平定了北方遊牧民族侵擾問題。到了晚年，其聲望遠播海外，周邊近三十個國家前來朝貢，領土面積超越漢唐盛世，堪稱功績卓著。」
然而，如果我們深入探究明代歷史，則會發現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雖然明朝滅亡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萬歷時期，但實際上所有深遠隱患都起源於這位號稱「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的永樂大帝朱棣。 他的某些決策雖短期內帶來了輝煌成果，卻也為後續王朝埋下了諸多不穩定因素。
明朝自朱棣開始，逐漸重用宦官。 建文帝時期，正是因為宦官向朱棣透露了金陵防務空虛的情報，才讓朱棣改變了在河北、山西等地徘徊的戰略，直接進攻京師，最終登上皇位。
登基後，朱棣大力倚重太監，派遣鄭和下西洋（這並非壞事），李興出使暹羅，馬靖鎮守甘肅，馬騏駐守交趾。
特別是永樂十八年，明成祖設立了專門由太監掌管的東廠——從此，宦官獲得了出使、專征、監軍、坐鎮、刺探等重大權力。
原本明太祖規定「內臣不許讀書識字」，但朱棣卻打破這一制度，允許太監學習文化知識。到了明宣宗時，更在宮中設立內書堂，聘請大學士教授小太監書寫與文化。 這些太監時間充裕，無家庭羈絆，通曉古今，擅長文墨，如虎添翼，在關鍵時刻更能運用智謀欺詐，欺瞞皇帝，禍亂朝政。 因此，明朝的宦官之禍愈演愈烈，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人相繼專權，積重難返，直至明朝滅亡。
永樂帝朱棣在位期間，確實對明朝的政治和軍事布局進行了較大調整。對外政策上，他主要將註意力集中在北方蒙古的防禦上，這與朱元璋時期的邊疆策略有所差異。
原本朱元璋設立的邊疆藩王體系，如谷王駐守宣府、寧王駐大寧等地，構成了明朝北部邊疆的重要防線。
然而，朱棣繼位後，出於對兄弟們可能效仿其靖難之舉的擔憂，將這些藩王內遷至內地。這一舉措雖然鞏固了內部統治，但也導致東北等地區失去了強有力的邊防力量，使得邊疆防禦出現空虛。
至於遼東地區的管理，朱棣設立了奴兒幹都司，試圖透過這種方式加強對東北地區的控制。 然而，由於管理和政策執行中的問題，未能有效整合當地民族關系，反而激化了一些矛盾，為後來滿洲勢力的崛起埋下了隱患。
關於歷史記錄方面，朱棣確實非常重視對自己形象的塑造和歷史敘述的掌控。在他即位後不久，就下令重新編纂【太祖實錄】，並委派解縉等人為總裁官負責此事。 在修史過程中，朱棣對參與人員采取了嚴格的管控措施，對於那些能夠按照他的意圖進行編寫的官員給予升遷獎勵，而對於堅持客觀記錄、不願配合篡改史實者則施以嚴懲。 這種做法確保了官方歷史記載符合其政治需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史料的真實性。
後來，解縉因儲君之事觸怒了朱棣，而本就多疑的朱棣第三次下令重修【太祖實錄】，並委派心腹姚廣孝負責監修工作。這次修史更為「嚴謹」，耗時五年之久，刪除了所有對朱棣不利的史料，同時添加了許多朱棣認為必要的「事實」。
永樂十六年，新修成的【太祖實錄】呈獻給朱棣，他仔細翻閱後大加贊賞，並對跪在殿下的幾位文人說道：「總算稍稍符合朕的心意。」
此次修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為朱棣篡位的合法性提供理論支持。 書中明確記載朱棣為馬皇後親生子（實際上他是碽妃所生），還虛構了馬皇後夢見朱棣解救她的故事。此外，史官們還編造了朱元璋臨終前反復詢問「燕王來未？」的情節——這簡直荒誕至極。 如果朱元璋真在臨終前提到燕王，那也一定是提醒皇太孫和大臣們要提防這位四皇子，絕不可能是想將皇位傳給他，更不會說出「國有長君，吾欲立燕王」這樣的話。
更何況，建文帝即位時已成年，並非需要扶持的幼君。
由此可見，文字的力量不可小覷，尤其當它被記錄在史書中時，甚至能夠顛倒黑白、混淆視聽。人們在評價一位皇帝時，往往依賴史書中的記載，卻忽略了史臣未必總是秉筆直書，「國亡而史不亡」的理想也並非總能實作。
實際上，事情的真相常常與人們的認知截然不同。例如，明朝的明武宗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 ），在後人眼中往往被貼上荒淫無度、昏庸至極的標簽。 然而，這種負面形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去世後無子嗣繼承皇位，最終由遠在湖北的堂弟朱厚熜（即嘉靖帝）繼位。 作為旁支入繼的皇帝，朱厚熜因自身的自卑感以及與大臣之間圍繞「大禮議」的激烈爭論（大臣們堅持他應以正德皇帝的父親明孝宗為皇父，而非認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皇父），對正德皇帝懷有深深的不滿。
因此，在修撰【武宗實錄】時，嘉靖帝有意揭露正德皇帝的種種短處，書中充滿了對其荒唐行為和殘暴舉止的描述，完全摒棄了「為尊者諱」的傳統。
於是，正德皇帝這位其實並非特別惡劣的君主，被塑造成明朝「壞皇帝」的典型代表。從這一歷史事件中可以看出，歷史書寫中的美化與粉飾是多麽重要！
虎父犬子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春，韃靼部首領阿魯台率軍進犯明朝邊境重鎮大同與開平。同年四月，明成祖朱棣舉行隆重的閱兵儀式，親自率領眾將踏上第五次北征之旅。然而，天不假年，八月間，朱棣病逝於榆木川，享年六十五歲。臨終前留下遺詔，傳位給皇太子朱高熾。
明仁宗朱高熾自幼以聰慧仁德聞名。 在「靖難之役」中，他留守北平，曾憑借一萬兵力成功抵禦李景隆率領的五十萬大軍，保住了朱棣的大本營，立下汗馬功勞。 然而，朱高熾的兩個弟弟朱高煦和朱高燧同樣非同尋常：朱高煦因軍功卓著而深得朱棣寵愛，朱高燧則因機敏狡黠受到青睞。 建文帝在位時，曾聽從方孝孺建議，秘密賜予朱高熾詔書，企圖利用反間計離間燕王父子。
但朱高熾憑借忠誠與孝順，迅速派人將詔書及使者送至朱棣處，避免了一場可能的父子相殘悲劇。
朱棣登基後，朱高熾被立為皇太子，而朱高煦與朱高燧卻始終心懷不滿，聯合黨羽不斷尋找機會詆毀太子。 永樂十六年，宦官黃儼誣告皇太子擅自赦免罪犯，試圖博取天下美譽，有謀反之嫌。這一事件導致眾多東宮官員被牽連致死。
關鍵時刻，朱棣派侍郎胡瀅暗中調查真相。胡瀅秉持公正，向朱棣詳細陳述了皇太子「誠敬孝謹」的七件大事，才化解了朱棣對太子的猜忌。後來，黃儼等人密謀弒殺朱棣，擁立朱高燧為帝，事情敗露後被處決。即便如此，皇太子朱高熾仍力排眾議，證明三弟朱高燧對此事毫不知情，從而挽救了這位長期陷害自己的弟弟性命。
明仁宗朱高熾登基後，任用賢能之士，對二弟朱高煦也十分友愛。 他減輕刑罰和賦役，核查冤假錯案。盡管在位僅一年，但其施政善舉難以盡數，堪稱明朝歷史上難得的仁德之君。然而天命無常，明仁宗於四十八歲時不幸病逝。
隨後，明仁宗的長子皇太子朱瞻基繼位，是為明宣宗。 年輕的侄子登基，卻讓一直覬覦皇位的漢王朱高煦野心漸起。他企圖效仿當年其父朱棣篡奪建文帝皇位的「靖難」之舉，再次掀起叛亂。 【廣韻】中說，「煦」有溫暖之意，象征如春日般和煦、如霖雨般滋潤。然而朱高煦的名字與其性格大相徑庭，自幼便性情兇悍、舉止輕佻。
在靖難之役中，朱高煦憑借出色的騎射技藝，在白溝河、東昌等戰役中屢立戰功。特別是在江上之戰中，當朱棣打算撤兵時，朱高煦率領生力軍及時趕到，使得朱棣大喜過望。
當時朱棣甚至以生病為由，委婉表達出欲立朱高煦為儲君的想法，並提到世子朱高熾多病。聽到此話，朱高煦欣喜若狂，奮勇作戰，最終大敗明軍，為燕兵攻克南京奠定了關鍵基礎。
雖然常說「君無戲言」，但朱棣的某些話其實是一種高級且嚴肅版的「逗你玩」。比如他說「吾病矣」，結果又活了二十二年；說「世子多疾」，可世子朱高熾同樣活了二十三年。 畢竟多病不等於馬上就會死，只要還活著，按照嫡長子繼承原則，朱高熾就理所當然是皇太子。
朱棣稱帝後，封次子朱高煦為漢王，封地在雲南；三子朱高燧為趙王，封地在彰德。 然而，朱高煦對此頗為不滿，不願意前往封地，還抱怨道：「我何罪，斥我萬裏。」朱棣聽後自然不悅。好在皇太子朱高熾為人仁厚，從中勸解，才讓這位二弟暫時得以留在京師。
被封王後，朱高煦極力爭取到一支名為「天策衛」的禦林軍作為護衛軍，並趁著朱棣高興時，又增加了兩支衛軍作為護衛力量。因此，他常常得意地對人炫耀： 「唐太宗曾為天策上將，我能得到這支軍隊難道是偶然的嗎？」
有一次，朱棣命皇太子朱高熾、漢王朱高煦以及皇太孫朱瞻基一起前往拜謁朱元璋的孝陵。
朱高熾自幼體弱多病，還是個患有足疾的大胖子。拜陵需要步行，他只能依靠兩個太監左右攙扶，一瘸一拐地慢慢挪步，即便如此，還時不時會踉蹌一下，顯得十分狼狽。
而身強體壯的朱高煦則在背後冷嘲熱諷道：「前人蹉跌，後人知警。」
沒想到站在他身後的皇太孫朱瞻基立刻接話說：「更有後人知警也。」
朱高煦聽到這句話後，「回顧失色」，意識到這個侄子並不是那麽好欺負的「善茬」。
朱高煦，漢王，身高七尺有余，身手敏捷，擅長騎射。他身上有幾片如同龍鱗的皮膚，實際上這是牛皮癬，但朱高煦卻因此自認為是「真龍天子」，常以雄武自傲。
洪武十三年，朝廷將朱高煦的封國改至青州，但他並不願意前往。他在封地私自招募了三千名衛士，這些士兵並未登記在兵部名冊上，還經常被縱容出去劫掠百姓。
兵馬指揮徐野驢逮捕並審問了朱高煦的手下，這激怒了朱高煦。他沖入官府，用手中鐵瓜將徐野驢活活砸死。當時正在外征戰的朱棣得知此事後非常憤怒，將朱高煦囚禁在西華門內，打算廢黜他為庶人。
然而，皇太子朱高熾出面力勸，最終只是削去了朱高煦的兩支護衛部隊，並將其改封到山東樂安州。這次，朱高煦不得不前往樂安，但到了之後，他對朝廷更加怨恨，密謀反叛之心愈發急切。
皇太子朱高熾多次親自寫信告誡朱高煦要遵紀守法，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後來，朱高熾繼位成為明仁宗，朱高煦的兒子朱瞻圻與父親頻繁互派信使，通報京城的情況，有時一晝夜就有六七趟諜報往來，伺機而動。 盡管明仁宗知道這一切，卻依然對朱高煦優待有加，不僅加倍增加歲祿，還賞賜無數。
然而，朱高煦因一時憤怒，在封國的王宮中殺掉了朱瞻圻的生母。朱瞻圻心生怨恨，於是上書揭發父親的罪行。 朱高煦得知後也勃然大怒，反咬一口，指責兒子經常為自己刺探朝廷機密。明仁宗嘆息道：「你們父子何至於如此殘忍！」最終，他懲罰朱瞻圻去鳳陽守皇陵。
明仁宗去世時，皇太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回京奔喪途中，朱高煦曾計劃半路伏兵謀殺這位新帝，但由於事發匆忙未能得逞。
明宣宗即位後不久，漢王朱高煦表面上還裝模作樣地向朝廷「陳奏利國安民四事」。宣宗性葛文和，頗有乃父之風，對侍臣說道：「 永樂年間，皇祖常告誡皇考與朕，說這位叔叔心懷異誌，需多加提防。但皇考對他始終以德相待。如今他若真心悔改，願意為國效力，我們又怎能不順從呢？」 於是，宣宗下詔讓相關部門認真執行朱高煦所提出的建議，並親自寫信表示感謝。
然而，到了1426年（宣德元年）正月，朱高煦便露出了狐貍尾巴。他借進貢元宵花燈之名，派人刺探朝廷武備情況，「反謀未嘗一日忘」。 他還不斷向宣宗索要駱駝、馬匹和袍服，均得到了滿足。 見這位年輕的侄子皇帝如此好說話，朱高煦更加肆無忌憚。
朱高煦暗中聯絡駐守濟南的山東都指揮靳榮，約定起兵時獻城響應；又擅自封授指揮王斌、朱煊等人為太師、都督等高官；命世子朱瞻垣留守，四個兒子各率一軍，自己親率中軍，準備進攻北京。
在正式起兵之前，朱高煦派心腹枚青前往京城，試圖策動英國公張輔作為內應。然而，張輔是成祖「靖難之役」的首功之臣張玉之子，忠心耿耿。得知此事後，他立刻連夜將枚青逮捕並送入宮中。即便如此，明宣宗仍不願輕易撕破臉皮，派遣宦官侯太帶著自己的親筆信前往樂安，試圖最後一次勸說這位皇叔回頭是岸。
侯太抵達樂安後，朱高煦擺出陣勢迎接，南向而坐，拒不接受皇帝詔書，還命令欽差侯太跪於階下，大聲說道：
「我何曾辜負朝廷！靖難之役時，若非我拼死效力，燕王能否登基都未可知。然而太宗（朱棣）聽信讒言，削減我的護衛兵力，將我遷徙至樂安；仁宗（朱高熾）不過用些金帛來收買我。如今又說什麽祖宗成法，我豈能就此忍氣吞聲！……速速上報，將那些奸臣綁了送來，再慢慢商議我所求之事。」
其言辭與當年朱棣反抗建文帝時如出一轍。
太監侯太膽小怕事，唯恐朱高煦加害於己，只能伏地連連應諾。
回到京城後，明宣宗詢問漢王說了些什麽，侯太回答： 「漢王並未多言。」但隨行的錦衣衛護衛卻將所見如實上報，明宣宗聞後大怒，對侯太說道：「事情結束後必當治你的罪！」
為了給自己的叛亂尋找借口，朱高煦派人上疏朝廷百官，指責明宣宗違背洪武、永樂時期的舊制，在文臣誥敕封贈以及南巡等事務上妄自改動，「斥責朝廷之過失」。同時，他還攻擊夏原吉等幾位大臣專權為奸，「要求將其處決」，並私下致信諸位公侯重臣，以驕狂之詞和巧言詆毀汙蔑明宣宗違背祖制等事。至此，明宣宗才感嘆道：「高煦果然謀反！」
明宣宗召集朝臣商議應對之策。最初打算派遣陽武侯薛祿領兵出征，但大學士楊榮以建文帝時李景隆的失敗為鑒，建議皇帝親征。 大臣夏原吉也附和道：「我見朱高煦任命將領時神色大變，退下後還對我等痛哭流涕，可知他並無實際能力。而且用兵貴在神速，應當一鼓作氣平定叛亂，這就是所謂的‘先聲奪人’。」
英國公張輔主動請纓，希望能率領兩萬兵馬前往平定朱高煦。然而，明宣宗卻回應道：「 愛卿確實有能力擊敗叛賊，但朕剛剛即位，難免有心懷二意之人，因此親征之事已經決定了。」
盡管年紀輕輕，明宣宗卻展現出少年老成、英明果斷的一面。1426年（宣德元年）秋季八月，在經過周密準備並祭拜天地、宗廟、社稷以及山川百神之後，他親自率領五軍將士出征。
行至楊村時，明宣宗在馬上向左右群臣詢問：「諸位愛卿認為朱高煦會如何行動？」
有人回答：「樂安城小，叛軍可能會先攻占濟南作為大本營。」也有人說，朱高煦此前一直滯留南京，此次造反很可能會率兵南下。
聽完眾人的意見後，明宣宗搖了搖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並非如此。濟南雖然距離較近，但並不容易攻克；更何況，當他們得知朕的大軍即將到達時，也根本沒有時間去攻打。
朱高煦的護衛軍大多家住樂安，他不會輕易拋棄家鄉前往南京征戰。表面上看，朱高煦狡詐多端，但實際上內心怯懦，在關鍵時刻猶豫不決，難以做出果斷決策。他之所以敢造反，是因為輕視朕年輕新立，以為民心尚未歸附。同時，他還以為朕不會親自出征。如今得知朕親自領軍而來，他早已膽戰心驚，又怎敢與朕交戰？我們一到樂安，就能將他擒獲。」
如此師出有名，再加上皇帝親征的威嚴，明宣宗在途中派遣使者向朱高煦傳達詔書，曉以大義和利害關系。
詔書言辭鏗鏘有力，氣勢恢宏，軍隊士氣高漲，旌旗飄揚、戰鼓雷動，聲勢浩大地綿延千裏。
試想，如果當初建文帝具備這樣的遠見卓識與戰略眼光，能夠禦駕親征，恐怕還沒走到半路，北平城內就會有人將燕王朱棣擒拿獻上。
大軍一路浩浩蕩蕩，直抵樂安城北，並將樂安城團團圍住，水泄不通。城內守軍驚慌失措，只能「乘城舉炮」，試圖制造聲勢來震懾城外的明軍，同時也為自己壯膽。然而，明軍迅速發起反擊，「發神槍銃箭」，其聲響震如雷鳴。城中之人無不嚇得兩腿發抖，叛軍個個心驚膽戰。
眾將領請求立即攻城，但明宣宗並未應允。 明宣宗朱瞻基先是對朱高煦進行勸諭，卻未得到回應。隨後，他又再次派遣使者，鄭重警告道 ：「前已敕諭於你，朕不再多言，望你仔細權衡。」
為了給對方最後的機會，他還特意用箭將招降敕書射入城內，明確告知逆順福禍之理。此舉使得城中許多人萌生了擒拿朱高煦獻上的念頭。
一直以來囂張跋扈的朱高煦，在真正面對侄子皇帝親率的大軍時，卻顯得手足無措。他在內殿徘徊良久，最終不得不秘密派人向明宣宗哀求寬限一天時間， 「今夕與妻子告別，明日清晨便出城歸罪。」 明宣宗答應了他的請求。
在那個夜晚，朱高煦將多年私自打造的兵器，以及與眾人密謀造反的文書、信劄統統付之一炬，銷毀一切可能成為罪證的東西。一時間，城中火光沖天，徹夜不息。
次日，朱高煦決定出城投降。他的部將王斌卻滿懷熱血地勸阻道：「寧可拼死一戰！若是束手就擒，那是奇恥大辱啊！」
但朱高煦以城池太小難以固守為由，沒有采納王斌的建議，而是透過地道悄悄溜出城去。 他身穿白衣，跪倒在侄子明宣宗面前，連連叩首，哀聲說道：「臣罪該萬死，生死全憑陛下發落！」
明宣宗心懷仁德，並未依照刑法對朱高煦「明正典刑」，而是將其全家遷往京師，在西安門內特意為他們建造了新的宮室。 雖然這實際上是一種軟禁，但朱高煦一家的生活待遇並未有任何改變，「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班師回朝後，明宣宗僅誅殺了包括逆黨王斌在內的六百余人，而對於那些被迫參與叛亂的人則一律不予追究。
原本，明宣宗打算乘勝追擊，率軍直奔彰德，把另一位叔叔趙王朱高燧也一同擒拿歸案。然而，大臣楊士奇極力勸阻，認為趙王謀反並無確鑿證據，而且畢竟是皇室至親，貿然進攻缺乏正當理由。明宣宗虛心納諫，最終放棄了這個計劃。
明宣宗朱瞻基回到京城後，他派人送去親筆書信，曉諭趙王。朱高燧接到信後，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不禁歡喜地說：「吾生矣！」隨即上表謝恩，並主動獻出了自己所有的護衛軍隊。
明宣宗接受了朱高燧歸還的護衛，但仍保留了他的儀衛司（即儀仗隊），使得趙王朱高燧得以平安度過余生。
朱高煦雖為階下囚，卻依舊過著奢華的生活，住在大宮殿裏，吃著山珍海味，他的妻妾和子女也一同生活在這個大家庭中。按常理來說，他如果能表現出一些謙卑，哀求茍活，或許能夠善終。
有一天，明宣宗處理完朝政後心情頗佳，決定親自前往逍遙城（宮殿名）探望這位被囚禁的皇叔——朱高煦。 然而，不知為何，朱高煦又犯了倔強的毛病，不僅沒有起身迎接，反而傲慢地橫坐在地上，冷眼旁觀明宣宗的到來。 明宣宗原本打算以親情為紐帶，圍著他轉了幾圈，試圖用溫和的話語安慰他，甚至想與他敘敘舊情。然而，就在宣宗剛開口時，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腳，將明宣宗絆倒在地。
這一舉動讓明宣宗勃然大怒，當即命令麗仕從殿外擡來一口巨大的銅缸（類似於故宮中常見的那種）。他們將朱高煦扣在銅缸之中。 盡管銅缸重達三百斤，但朱高煦身強力壯，竟然用脖子頂起銅缸，搖搖晃晃地朝著明宣宗逼近。
明宣宗怒不可遏，下令讓人在銅缸上堆滿木炭，點燃烈火。不久之後，炭火熊熊燃燒，銅缸逐漸熔化，最終將朱高煦燒成了灰燼。 即便如此，明宣宗的怒火仍未平息，隨後下令處死了朱高煦的所有兒子，以此終結了這位叛逆皇叔的家族命運。
縱觀朱高煦的所作所為，與他的父親朱棣相比，實在有天壤之別。他既缺乏深遠的戰略眼光，也沒有得力的謀臣輔佐，更沒有堅固的城池和廣闊的地盤作為依托。倉促起兵造反時，只能困守孤城，一旦明宣宗親自率軍征討，便立刻束手就擒。
失敗之後，本應認命服輸，但他卻做出伸腳絆倒皇帝這樣的愚蠢舉動，這足以說明朱高煦不過是一個莽撞的武夫，根本沒有全域觀念和深思熟慮的能力。
歷史常常會以驚人的相似性重復上演，有時是喜劇，有時是悲劇，有時則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遺憾的是，朱高煦抽到了最糟糕的那一支簽。盡管生在虎父之家，他卻淪為一個不成器的犬子，實在是辜負了家族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