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中旬， 一群受到國民黨右派收買的土匪，夜襲永新，將80多名共產黨人逮捕入獄，賀子珍當時不在而逃過一劫。
根據兄長賀敏學「找袁文才和王新亞營救」的指示，賀子珍趕往寧岡找到了袁文才。很快，袁文才率領隊伍重新攻占了永新，並
救出了賀敏學等80多名被關押的共產黨員。
因國民黨反動派勢力卷土重來，賀敏學和賀子珍隨袁文才一起來到了寧岡茅坪。期間，兄妹倆正好聽說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了井岡山一帶。於是， 賀敏學作為中間人，與毛澤東取得了聯系，並順利幫助秋收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
毛澤東也因此認識了賀子珍。1928年春節前的半個月時間裏，賀子珍陪著毛澤東來到寧岡、永新的農村開展調查研究，懂方言的賀子珍成為了毛澤東與當地村民交流溝通的重要渠道。
經過一段時間的朝夕相處，兩個年輕人的心漸漸走到了一起。
1928年6月，賀子珍和毛澤東結為革命伉儷。剛結完婚， 夫妻倆便來到了永新西鄉塘邊村，在這裏幫助農民開展分田活動。
1929年，在紅四軍召開的「七大」會議上，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被迫離開了新四軍。
此後近十年時間裏，也成為了毛主席政治生涯中最為起伏的時期。這一時期，賀子珍始終陪伴在毛主席身邊，陪他一起度過了這段艱難的時光。
與此同時，賀子珍還經受了生育之痛，又因戰亂經歷了與子女生離死別的痛苦。盡管如此，作為一名紅軍戰士，賀子珍的戰鬥意誌從未產生過動搖。她始終堅定不移地跟隨黨、跟在毛主席身邊。
賀子珍不僅愛毛主席，還愛戰友，她曾為了救傷員被炸得遍體鱗傷。
為了革命，賀子珍的家族先後犧牲了47人，但她始終將這些傷痛埋藏在心底，從不表露出來。在革命隊伍中， 賀子珍從沒私心，她無私奉獻的精神得到了黨內同誌們的深深敬意，大家親切地稱呼她「賀大姐」。 新中國成立後，一向內斂的林彪也曾親自上門拜訪賀子珍，與她一聊就是半個小時。
1934年10月，賀子珍隨紅一方面軍踏上了長征之路。她的弟弟賀敏仁也隨軍長征。
賀敏仁長大後，追隨哥哥姐姐的腳步，參加革命，
成為了黃公略領導的遊擊第三縱隊的戰士。後第三縱隊擴充為紅六軍，賀敏仁也當上了司號兵。
長征途中， 賀敏仁在紅一軍團11師某團擔任司號兵。 1935年6月，賀敏仁隨紅軍隊伍進入了毛兒蓋藏區， 盡管上級一再嚴令要遵守三大紀律八項註意，不得打擾當地藏民。
然而， 已經絕糧了多日的賀敏仁饑餓難耐，當他看到一座喇嘛廟後，便獨自一人偷偷進入，想要找些貢品吃，但這一行為已經違反了紀律。
很快，賀敏仁便被舉報偷拿了廟裏一千多塊銀元。 師部立即將他綁了起來，並在未經詳細調查，不聽他申辯的情況下，下達了槍斃命令。
原來，賀敏仁進入喇嘛廟後，發現裏面沒有貢品，但確實看到了一些錢。不過，他只拿了一些銅板，換成了糧食。 由於當時紅軍部隊正在進行整頓，嚴肅軍紀，賀敏仁便被抓了典型。
賀敏仁被抓起來後， 還曾托同鄉的一個戰友給姐姐賀子珍寫信，希望她能夠救救自己。
只是，信還沒來得及寫，賀敏仁便被處死了。賀敏仁死後，賀子珍才聽說了這一噩耗。
她來到軍中給弟弟整理遺物時，並沒有發現任何錢財，只有一個小背包和軍毯。
盡管悲痛萬分，但她還是選擇了向毛主席隱瞞弟弟被槍斃的訊息。因為當時紅軍的形勢十分危急，毛主席不能分心。
後來，在談起這件事時，賀子珍表示：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平時，當然可以爭個是非曲直，但這時是戰爭，是紅軍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不能幹擾毛澤東對軍隊指揮工作的進行。即使是有人有意陷害，我也要用紅軍的紀律約束自己，用紅軍的紀律嚴格要求自己的親人。」
賀敏仁被處死的訊息很快便在紅軍隊伍中傳開， 「毛澤東的小舅子被槍斃了」、「他姐姐就是賀子珍」…… 還有聲音認為 「這是有人故意為之，想要打擊賀子珍和毛澤東」……
對於外界種種聲音，賀子珍很快冷靜下來，開始仔細調查起了這件事。不久後，她發現，弟弟確實違反了紀律，但他一定沒有拿那麽多錢，如果拿那麽多，也沒有地方放。從一些知情的戰士口中， 賀子珍得知，弟弟拿的是銅板，折下來也值一兩塊錢。
很顯然，
有人對他的行為故意誇大了，加之師部沒有進行調查便倉促執行了死刑
。於是，賀敏仁就這樣死在了長征途中。
直到長征結束後，周恩來才將賀敏仁的這件事匯報給了毛主席，毛主席聽後，十分震驚。但得知死因後，他卻又勃然大怒， 「我要當面問問賀子珍。」
賀子珍十分客觀地向毛主席匯報了這件事， 對於這件事的處理也沒有幹涉，更沒有利用自己是毛主席夫人的身份而向相關人員采取任何報復性行動。
聽完賀子珍的匯報後，毛主席沈默了片刻，最後嘆了一口氣，說道：
「紅軍就應該有鐵的紀律，用鐵的紀律約束自己和親人。」
這句話和賀子珍的想法不謀而合。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鐵一般的紀律，才讓中國共產黨擁有了一支具有強悍戰鬥力的部隊。
在這一工作中，作為黨和紅軍領袖的毛主席，對自己、對親人更是有著更加嚴格的要求。延安時期，文運昌得知毛主席在延安「當官」後，
曾寫信請他介紹一份工作
。毛主席收到來信後，當即不留情面地給予了回絕。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更是如此「不留情面」。
毛主席以實際行動做到了他曾在【論新階段】中所寫的這句話：
「黨的紀律是帶著強制性的；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建立在黨員與幹部的自覺性上面，絕不是片面的命令主義。」
參考資料：延安市融媒體中心、人民網、【賀子珍的風雨人生】、紅土地2015年7期、延安文學2022年3期、文史月刊2009年12期、黨史文苑2009年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