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學，著書名世者甚眾。偶聞人言，其間頗有改訂舊文，多任己意，而與先生（按：指劉文典）之所為大異者。寅恪平生不能讀先秦之書，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繼而思之，嘗亦能讀金聖嘆之書矣。其註【水滸傳】，凡所刪易，輒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謂古本者，非神州歷世共傳之古本，而蘇州金人瑞胸中獨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學，與先生所為大異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談商周邃古之樸學。其所著書，幾何不為金聖嘆胸中獨具之古本，轉欲以之留贈後人，焉得不為古人痛哭耶？
【劉叔雅莊子補正序】，【二編】
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辭。欲借是略言清代史學所以不振之由，以質正於先生及當世之學者。……摯仲洽謂杜元凱【春秋釋例】本為【左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今日吾國治學之士，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誇誕經學家之所為者。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二編】
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於穿鑿傅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誌。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為長嘆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揚，為之流布者，其理由實在於是。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二編】
近年國內本國思想史之著作，幾盡為先秦及兩漢諸子之論文，殆皆師法昔賢「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者」，何國人之好古，一至於斯也。
【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二編】
研上古史，證據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實甚容易。因正面證據少，反證亦少。近代史不難在搜輯材料，事之確定者多，但難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難，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確證，但有時足以反證，往往不能確斷。
楊聯陞【陳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講筆記】，【雜稿】
中古史不像上古史，上古史能有一二材料就能立一說，證據雖不充足，也很難反駁。又不像近代史，材料很多，真偽易辨，難在收集得全。中古史有相當的材料，而不如近代史之多，以致根據一些材料成立一說，就可能又有一些材料可以反駁之，所以困難。
卞僧慧【「隋唐史」開課筆記】，【年譜長編】
陳寅恪先生曾說過，先秦兩漢時代史料太少，不易論證；宋以後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選擇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夠論證，但又不至於無法遍讀。
周一良【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
清華大學1932年秋季的學程說明中，說「以晉初至唐末為一整個歷史時期」，當系陳先生所擬定。據傳陳先生還曾說過，漢以前歷史材料太少，問題不易說清楚，宋以後印刷術發明，書籍大量廣泛流通，材料又太多，駕馭不易，所以選取魏晉到隋唐材料多少適中的一段作為研究物件。如果此話屬實，也可以幫助解釋為何陳先生選擇了這個不古不今的段落。
周一良【紀念陳寅恪先生】，【追憶】
陳師在1936—37年的隋唐史班上曾一再明講，由於史料殘闕，中國上古史是不易、也不宜作長期研究的物件的。近代史史料多，但需精細考證之處不多。唯有當中一段，尤其是隋唐，史料上雖仍有不少殘闕，但一般資料究竟比起上古要多得多，而且還有其他多種古語文的資料，所以最宜於精深的考證，而原創性發明的機會也比較多。我清華同系同屋的黃明信（古藏文的一等專家）在這年的一次系茶會中明明聽見陳先生相當大聲地說：「我真不懂何以今天居然有人會開中國上古史這門課！」……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
談治史以中古史為先。先生曾經不只一次說過：「上古去今太遠，無文字記載，有之亦僅三言兩語，語焉不詳，無從印證。加之地下考古發掘不多，遽難據以定案。畫人畫鬼，見仁見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證據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則反是，文獻足征，地面地下實物見證時有發見，足資考訂，易於著筆，不難有所發明前進。至於近現代史，文獻檔冊，汗牛充棟，雖皓首窮經，迄今無終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歷史遺物，日有新發現，史料過於繁多，幾無所措手足。」是知先生治史以治中古史為易於見功力之微旨，非以上古與近現代史為不可專攻也。
王鍾翰【陳寅恪先生雜憶】，【追憶】
陳翁之意，殆以為劉漢以前，年代久遠，史料難資征信；明清以降，又以為時苦近，資料太多，不易抉擇。李唐為中國文化之最高峰，書法、佛經、詩歌、古文、政治制度，均有輝煌之成就，入此寶山，必多創獲。
揩元【陳寅恪教授】，【近代中國史家學記】
治上古史，從文獻講首先有個識字的問題，不識字或認錯了，就一切無從談起。再一個是辨別真偽的問題，把後來人假造的「史料」當真的，做立論根據，往往失之毫厘、謬以千裏。而且，要講究第一手資料就不能僅靠文獻，地下發掘提供的實物資料尤其重要，這就需要良好的社會條件，不是任何一個史學工作者單憑自己個人努力能夠解決的問題。治近古史，則中國從宋代以來，印刷業逐漸發展，史料越來越多，從正史材料到稗官野史、筆記雜談，多如牛毛，一個史學工作者既要通覽一個時代的全域和它的來龍去脈，又要有所專精，是很難做得恰到好處的。比較起來，治中古史，這幾個方面的困難要少一點，認字、辨偽的任務比上古史少，史料繁多難於占有的問題比近古史小，可以說是不古不今，但也有它的困難。研究中國中古文化不懂佛學是隔靴搔癢，難得有成就……
艾天秩【憶先師陳寅恪先生】
來源：【陳寅恪語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