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色彩不僅僅是視覺的呈現，更是等級、身份、道德乃至宇宙觀的象征。我們常說「 紅配綠，賽狗屁 」，又或者提到「 綠帽子 」便會聯想到婚姻的不忠，這些俗語無不透露出古人對綠色，特別是某些綠色搭配的 偏見 。
在「綠帽子」這一說法出現之後，綠色更是與倫理失範、家庭恥辱聯系在一起。為什麽綠色會被如此嚴重地汙名化？「綠帽子」又是如何一步步成為羞辱的象征？
中國古代的色彩觀念，深受五行思想的影響。在【尚書】【禮記】【左傳】等典籍中，顏色被明確賦予秩序意義。紅、黃、青、白、黑被稱為「五正色」，分別對應五行的火、土、木、金、水，這些色彩象征著宇宙秩序與王朝正統。而綠色，介於青與黃之間，屬於「間色」範疇，因調和而來，象征著「不純」「不正」。
在周代的服飾制度中，顏色不僅代表身份，也區分尊卑。貴族常著正色，庶民則多穿間色。綠色作為間色，其地位自此確立為低等。到了【詩經·邶風·綠衣】裏，有「綠衣黃裳，心之憂矣」之句，表達了貴賤顛倒的擔憂。這裏的「綠衣」隱喻妾室地位低微，卻穿戴顏色上等，暗示社會倫理失序。這種色彩與身份的繫結，為後世綠色的「負面文化基因」埋下伏筆。
到了春秋戰國，隨著社會動蕩與貧富分化，一些底層人物如賣妻求生者、流民乞丐等，為了在社會中被辨識而被強制佩戴綠色飾物。例如，楚國與齊國便有文獻提到，乞丐或罪犯需佩綠色布條或頭巾，以便官府監督。
唐代，這一制度更為明確。據【唐會要】記載，貞元年間， 延陵縣令李封為了打擊貪腐，命令被查出受賄的官員佩戴綠色頭巾遊街示眾。
此舉被稱為「羞辱法」，目的是借助社會普遍對綠色的貶抑心理，強化道德懲戒。佩戴時間長短，依據罪行而定——輕者三日，重者達月余。
這一做法很快為其他地方官所效仿。綠色逐漸演變為「恥辱」的標識物，在公眾心中從「不正」走向「可恥」。至宋元之際，綠色已不再是單純的低賤象征，更與「失德」劃上等號。
元明時期的制度元代是「綠帽子」說法逐漸固定化的重要階段。元世祖忽必烈建立政權後，為了加強社會管理，制定了一系列詳盡的法律與戶籍制度。
【元典章】明確規定： 凡娼妓之家之男性親屬，必須佩戴青綠色頭巾，以示其家庭出身。 這一制度化的做法，不僅讓綠色從倫理邊緣色彩轉為法律意義的身份標簽，也讓「綠色頭巾」逐步演變為社會羞辱的代名詞。
而在明代，這一做法不僅未被廢除，反而得到了強化。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根，極力推行嚴苛的禮法治理。他延續元制，規定伶人、優伶、妓女之家，男丁穿戴綠色衣物出入公共場所，以便官府辨識。這些人往往被視為「賤籍」，其後代也不得參加科舉。這種制度安排，使得「綠色」真正成為一種「道德汙名」的顏色。
「綠帽子」成俗語綠色頭巾何時與「妻子不貞」聯系在一起，雖無確切文獻記載，但多數學者認為這一說法起於元代，定型於明清。在社會中，娼妓家的男子頭戴綠色，已成為普遍現象。由此，民間開始將綠色帽子與「被戴綠帽子」（即妻子不忠）相聯系。
這個說法不僅關乎個人的情感恥辱，更反映出當時倫理觀念中的強烈「家醜外揚」心理。在傳統家庭觀念中，妻子行為失當不僅是個人問題，更是整個家庭名譽的毀損。綠色作為羞辱符號，因其在服飾制度中的廣泛使用，便自然而然承載起道德警示的社會功能。
盡管在社會象征層面綠色長期被貶低，但在文人筆下，它卻並非一無是處。自唐宋以來，山水畫興起，「青綠山水」成為主流風格。王維、李思訓、趙伯駒、王鑒等畫家，透過對山林草木的描繪，使綠色逐漸在藝術中回歸自然美。
這種美學上的綠色，與倫理層面的綠色形成了強烈反差。在文人筆下，綠色象征著山林的幽靜、自然的生機，甚至是隱逸的理想。而在庶民社會中，綠色卻依舊是恥辱與不潔的代名詞。
直到近現代，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綠色在環境、健康、和平等方面獲得了正面賦義。但「綠帽子」一詞，依然在華語語境中保留羞辱成分，體現出傳統文化觀念的延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