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玄奘是萬民膜拜的三藏法師，是不懼艱險踏足萬裏之遙取經求法的堅定行者。
但功德圓滿之後，現實卻用冷冽刺骨的方式迎接他——弟子的非議、權力的桎梏、身心的衰敗……
更讓人唏噓的是，曾經不畏千難萬險的他，在生命盡頭竟是以跌落水坑、重病不起而謝世。
可即便是在病榻之上，他仍用兩個字回應世間的所有質疑，而這兩個字，也為後世留下千年警醒。
那麽，玄奘晚年究竟遭遇了什麽？又留下來哪兩個字？
少年出家
602年，洛陽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陳家迎來了一個沈默寡言的孩子。
這個孩子名叫陳祎，後人稱之為玄奘。
陳家世代書香，兄長陳素因早年皈依佛門，深得父母敬重，耳濡目染之下，佛法的種子在小陳祎心中悄然萌發。
他常常跟隨兄長前往寺廟聽講經義，目睹僧人們在晨鐘暮鼓間自持清修，內心泛起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敬仰與向往。
十三歲那年，世事突變，他父母病故，家中驟失依靠，兄長遂帶他投奔寺院，暫居一處名為「凈土庵」的古寺。
或許是對塵世變幻的早熟覺悟，或許是佛理對心靈的慰藉，這一年，他向住持提出了剃度之請，法號「玄奘」。
梯度後，早課、誦經、靜坐、抄寫……日復一日，他的生活像鐘表一樣精準且有序。
別的弟子偷懶時，他卻在燭火下默默讀著梵文殘卷；他對每一篇經文都不止於背誦，而是反復咀嚼、細細思索。
他發現，許多佛經的譯本邏輯混亂、術語不一，甚至前後矛盾，他不解——若佛法為真，為何在中土卻變得如此支離破碎？
後來他前往長安，入國子監學修佛理，在那裏，他遇到了更多高僧，也接觸到更多版本的佛教經典。
可他發現，分歧和矛盾仍舊無處不在，有人說佛陀言無常，有人卻言恒常；有人倡導眾生皆空，有人卻執著於極樂世界。
玄奘的疑惑越積越深，他開始懷疑，是不是經文在轉譯過程中，脫離了原意？抑或是譯者各有所悟，各取所需？
他無法容忍這樣混亂的真理在世間流布，更無法容忍自己在其中迷失方向，於是，他開始思考一個驚世駭俗的念頭：若真想解開心中困惑，是否應親自走一遭那佛法的源頭？
萬裏偷渡
貞觀三年，長安城外，玄奘身披灰布僧袍的中年僧人腳步飛快，但眼神堅定，他沒有通關文牒，也無護衛隨行，只有一卷隨身經書和一顆不肯妥協的心。
那一年，唐朝政局尚未穩固，疆域之內戰事頻仍，朝廷為防混亂，明令禁止一切民眾私自出境。
因此，幾番上書請求無果後，玄奘毅然決定繞過朝堂授權，暗中出關，不是因為不敬王命，而是他心知，若等時機成熟，佛法的真理或許早已湮滅在流變不清的譯本中。
黎明前，他偽裝成逃荒百姓，混在災民隊伍中緩緩接近邊境。
守關兵卒早已麻木於苦難，對災民的出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玄奘借著混亂，翻過一道矮墻，踏上了出境之路。
西行之路，並非由絲綢鋪就，也並非如【西遊記】中有孫悟空等人保護和陪伴，而是由無數險阻與生死考驗堆疊而成。
玄奘一個翻過隴山、涉過戈壁、越過積雪覆蓋的大漠，行至黃沙無盡處，才知什麽叫「天地無垠、孤身一人」。
白天酷熱逼人，夜晚寒風刺骨；有時數日無水，他便撕破僧袍吸吮濕氣；饑腸轆轆之際，只得咀嚼幹裂樹皮充饑。
最危險的一次，是他誤入了一片沙海，四野無物，他獨自徘徊三日，嘴唇幹裂，嗓音沙啞，只剩下心中那句「佛法不可不求」的信念撐住腳步。
終於，在一個夜晚，他望見遠方火光搖曳，是行商隊伍紮營，他踉蹌而去，撲倒在沙地上，被好心商人救下。
而當他終於踏入蔥嶺以西的異域國度，迎面而來的是與中原迥然不同的風俗與語言，他未曾怯懦，而是主動學舌模仿，向本地僧侶請教當地話語。
他的謙卑、專註與執著，很快贏得尊敬，尤其在高昌一地，更是受到當地國王盛情接待。
國王欽佩他的誌向，便設宴款待，勸其留在高昌講經，玄奘婉拒，國王試圖以供養為誘，以名利為餌，甚至設下重重留人之策，他卻未動搖。
最終，國王也只能惋惜放行，並親送他出境，並提供人馬相助。
這一路走來，玄奘目睹過太多顛沛與苦難：有求法者倒斃沙丘，也有隨行者因風雪迷路永歸大地。
他一次次站在生死邊緣，卻一次次挺直了脊背，他不是被磨煉成鐵石，而是靠信念將柔韌化為堅毅。
長路漫漫，歸期未蔔，但他始終心無旁騖，目光所及，唯有那一方遙遠的凈土與真實佛法。
榮歸故裏卻被囚
公元645年，一個不同尋常的春日清晨，長安東郊的大道上，人群簇擁，旌旗招展。
塵土飛揚中，一隊來自西域的行旅緩緩駛入城門，車上的不是什麽金銀珠寶，而是一部部沈甸甸的佛經卷軸，以及一位披塵帶露、面容清瘦的僧人。
他，正是闊別中原十九載的玄奘。
那日的長安，無數百姓自發湧上街頭，只為一睹「取經高僧」的風采，唐太宗李世民也親自接見了玄奘，給予他極高的禮遇，甚至破例將他迎入宮廷講經。
甚至，為了表示對其功績的認可，皇帝不僅賜他「禦弟」之號，還下令在長安修建轉譯佛經的場所——大慈恩寺，並專門組織譯經團隊為其輔佐。
然而，繁華背後，暗流早已潛伏，李世民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對佛法雖有敬意，但更重視其政治價值。
他起初對玄奘的支持，出於對民心的籠絡，對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延伸，可隨著玄奘聲望日隆，信徒遍布百姓與貴胄之間，他的影響力漸漸超出了帝王所能容忍的界限。
更何況，玄奘一心清修，對朝廷賦予的「參與政事」之職屢次婉拒，在李世民眼中，這是對聖旨的違逆；在旁觀者眼中，則是一種「清高孤立」的姿態。
最先感受到皇意變化的是大慈恩寺的管理層，原本提供的助力與資源逐漸收緊，僧團內部也開始浮現裂痕。
昔日恭敬的僧人，開始在背後質疑玄奘的「過於理想化」；部份弟子，因玄奘過於專註譯經而顧不上日常講解，私下流露出不滿。
局勢在李世民駕崩之後徹底生變，新君李治繼位後，朝廷更趨謹慎保守，對權力與影響力的警惕被迅速放大。
而玄奘，恰恰是那個令人無法忽視的存在，他既不屈從於權貴，也不願輕易折節；他一心求道，卻偏偏被視作「異數」。
於是，一道並不公開的聖旨悄然下達，玄奘不得再離開大慈恩寺，任何出入活動需由寺中管理批準，寺外講經亦被婉言制止。
他的人生軌跡，自此被禁錮在那座廟宇的青磚瓦礫之間。
此後多年，他鮮有在公共場合露面，只在寺中靜心譯經，他將從天竺帶回的657部經卷逐一整理，逐句對照，逐字轉譯。
弟子中依舊有虔誠之人每日侍奉左右，但也有不少因「得不到教誨」或「看不清前路」而悄然離去。
有人直言不諱地指責他：「取經歸來，卻不傳道布施，莫非當年所求並非真法？」這些質疑和指責，漸漸將他的清修之境浸濕。
可玄奘從不辯解，他知道佛法不在口舌辯明，而在人心體悟，他所能做的，只是把手中每一卷經文轉譯至盡善盡美，將那被異國塵封千年的法義，盡可能還原其本來面貌。
跌落水坑圓寂
664年，玄奘的身體，早在多年的勞碌中逐漸衰敗，日復一日的靜坐與伏案，使他常年氣喘胸悶，四肢無力；加之飲食清簡，生活寡淡，病氣一入便難以祛除。
可他從不言病，也未曾請醫，只在案前輕輕揉著僵硬的雙腕，低頭繼續譯文。
一天深夜，玄奘忽然起身，披上僧衣獨自出了禪房，他緩步走向後院池塘，那裏一汪泉水常年不枯，是他曾多次靜坐沈思的地方。
四周無人，玄奘站在水邊，望著水中月影出神，仿佛那一刻，時光靜止，忽而，一聲悶響劃破夜色。
夜巡的弟子尋聲趕來，只見師父倒臥在池中，僧衣早已濕透，幾位弟子合力將他救起，發現他神誌尚存，但呼吸微弱，臉色慘白。
他沒說一句責怪之言，只是輕輕擺手，讓眾人不要驚擾，從那一夜起，玄奘便再未離開病榻。
他躺在那張用了多年的木榻上，身邊圍坐著僅存的弟子，他們眼神哀傷，低聲詢問：「師父，弟子愚鈍，尚有疑惑未解，您……真能得生彼岸嗎？」
玄奘沒有立刻回應，只微笑著註視他們，他的眼神，似乎穿越了時空看透了生死。許久，他輕輕吐出兩個字： 「得生。」
這兩個字，說得不急不緩，卻如暮鼓晨鐘，在眾弟子心頭震響，他們不敢再問，只是跪拜在榻前，淚水漣漣。
事實上，「得生」二字，不僅是玄奘對佛法信仰的總結，更是他一生心願的歸宿。
在佛教中，「得生」是往生極樂凈土的承諾，是信仰圓滿的象征，但對玄奘而言，它不僅是宗教術語，更是一種人格精神——縱使一生漂泊、受困、被誤解，但內心無悔，信仰堅定，便可心安得生。
他一生為法，雖千萬人吾往矣，走遍萬裏，終歸寂靜。
幾日後，長安街頭悄然傳出訊息：「大慈恩寺的玄奘法師，已於昨日圓寂。」沒有鐘鼓齊鳴，也未見官員祭拜，只有百姓自發前往寺外，焚香默哀。
有人放下香火，輕聲問：「他最後說了什麽？」守門的小沙彌低聲答道：「兩個字，‘得生’。」
多年以後，這兩個字傳遍中原，被僧侶書於經卷之末，被學子記於書簡之間。
它不再只是玄奘的臨終遺言，更成為千年之後人們精神的歸宿——在苦難中不失信念，在紛擾中守住初心，即是得生。
玄奘走了，走得沈靜，走得圓滿，他留下的，不僅是六百余部經文，更是那句直抵人心的「得生」，喚醒了無數人對信仰、對真理的敬畏與追問。
在這紛擾的紅塵之中，我們或許不能像玄奘那樣踏萬裏求法，但我們可以守住一念真心，不為外物所擾，哪怕身在俗世，心中有光，亦是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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