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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潤晨
編輯|t
引言
明朝正德年間,一個瘴氣彌漫、山嶺疊翠的龍場,一位中年失意的儒生坐在石頭旁,微微閉目。眼前的一切顯得蒼涼且孤寂,但他的內心卻湧動著某種即將突破的力量。這人不是別人,正是王陽明。
彼時,他已從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年成長為身經百戰的官員,卻因直言得罪權貴,被貶至貴州偏遠之地。在這個名為「萬山之州」的地方,竹林茂密,毒蛇出沒,人跡罕至。普通人可能早已因絕望而放棄,但王陽明卻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對待這一切。
他選了個地方,命人擡來石頭,親手打造了一副石棺,躺下去靜思。他說:「既然生死無常,那不如先看透生死,再談其他。」這句話,奠定了他人生哲學的轉折點。那麽,陽明心學到底是怎麽來的?它又為何會被後人譽為「人類哲學的巔峰」?
從竹子到石棺的轉變
王陽明年輕時,是個典型的「別人家的孩子」。熟讀聖賢書,信奉理學巨擘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說。他最著名的一次實踐,就是端著小板凳坐在院子裏,盯著竹子發呆,試圖透過觀察,參透竹子的「天理」。可七天之後,他不僅沒找到答案,還搞得自己頭暈目眩,甚至病倒了。
這讓王陽明開始反思:難道朱熹的方法真的靠譜嗎?數年後,他因直言觸怒宦官劉瑾,被貶至貴州龍場。面對瘴癘和毒蟲的侵擾,他不再求外物,而是轉而求己,日夜靜坐,苦思冥想。某一日,他突然頓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
這短短的一句話,否定了朱熹「求理於物」的觀念,提出了「求理於心」的核心主張。」心」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感情,而是每個人內在的道德意識,即「良知」。王陽明認為,只要能回歸內心,激發「良知」,便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而他的這一理念,正是從龍場的苦難中孕育而來。
「心即理」,是陽明心學的基石。什麽意思呢?簡單來說,就是人的內心即是萬物之理。這與朱熹主張的「理在物外」截然不同。試想,一個小孩靠近井邊。看到這一幕,無論你是誰,第一反應都會是趕緊把孩子拉回來。
這種下意識的行為,既不是外物教給你的,也不是出於利益考量,而是源自內心的「良知」。王陽明認為,這種「知善知惡」的能力,就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天理。可惜,這樣的「良知」常常被私欲遮蔽。比如,明知道父母養育了自己,應當孝順,可偏偏有些人對父母冷眼相待。
這是因為,他們的「真我」(良知)被「假我」(私欲)壓制了。而「致良知」,就是把這種內在的光亮重新點燃。
行動才是真理的檢驗
在王陽明看來,「知行合一」是對「致良知」的具體實踐。他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說,真正的「知」,一定會落實到「行」上;反過來,真正的「行」,也必須源於「真知」。比如,你明知道垃圾分類是對環境保護的貢獻,卻總是懶得動手。
這種情況下,王陽明會說:「你其實並不真的‘知道’垃圾分類的重要性,因為你的行為已經出賣了你的‘知’。」在他看來,只有當一個人把「知」落實到行動中,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王陽明的哲學不僅是書齋中的思考,更是在風雨飄搖的明代中期,回應社會矛盾的實踐。
明代社會矛盾復雜。一方面,江南地區經濟繁榮,市民階層興起,傳統的「士農工商」等級觀念逐漸瓦解;另一方面,政治腐敗、宦官專權導致民怨沸騰。
王陽明認為,當時的士大夫或高談玄理,或趨炎附勢,而缺乏實實在在的道德實踐。他提出,「知行合一」不是空談,而是要在具體事務中踐行良知。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江西平定叛亂時,對一群投降的賊人采取寬容態度。起初,他讓這些人穿上官服,為其安排工作。
然而,當發現部份人仍有叛亂之心時,他不得不痛下殺手。這種決策既體現了「仁」,也展現了儒家的「薄厚之分」:對家人、百姓要仁愛,對惡人則需有所區別。
陽明心學的普世意義
王陽明的哲學突破了儒學、佛學、道學的藩籬,展現了普世價值。首先,「心即理」強調內在道德的普遍性。無論東西方,「良知」都被認為是判斷善惡的核心。英國哲學家亞當·斯密的「良心法官」理論,與王陽明的「致良知」不謀而合。
其次,「知行合一」凸顯了實踐的重要性。在當下社會,無論是環境保護還是社會公益,單靠理論難以推動進步,唯有行動才能改變現狀。最後,「致良知」呼喚人性的自覺。它強調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反思和行動,成就更高的道德境界。
這一理念,在當前構建國際關系時尤為重要。比如,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中,陽明心學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陽明心學的價值,不僅限於理論探討,更體現在當代社會的實際套用中。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改變,不是從外部環境開始,而是從內心覺醒出發。當你在面臨選擇時,不妨問問自己:這是出於良知,還是出於私欲?你是否真的在踐行自己的信念?
只有做到「致良知」,並在行動中實作「知行合一」,才能如王陽明所言,達到「心即理」的境界。
參考文獻:
【方禮剛】陽明心學的核心思想與當代意義.2023-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