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在江戶時代的日本，一位出身建仁寺的僧人以獨特的學術路徑與政治智慧，成為德川幕府與朱子學聯姻的關鍵人物。他就是林羅山（1583-1657）。
林羅山的學術啟蒙始於京都五山之一的建仁寺。1595年，年僅13歲的他以「稚兒」身份入寺。那時，日本佛教寺院還是知識傳播的主要場所，但林羅山敏銳地察覺到佛學教義與現實秩序的矛盾。他曾在詩中暗諷佛教「虛言惑眾」，認為其「滅絕義理、亂名分」的教義與世俗治理背道而馳。這種批判性思考為他日後轉向朱子學埋下伏筆。
1600年，林羅山研讀朱熹【四書集註】後，思想發生根本轉變。他驚嘆於朱子學「格物致知」的邏輯體系，更認同其「理一分殊」對封建等級制的哲學闡釋。1604年，他拜入藤原惺窩門下，系統學習朱子學。藤原惺窩作為日本第一位公開排佛的儒者，已將朱子學從禪學附庸中剝離，而林羅山則進一步推動其政治化轉型。他主張「理」不僅是宇宙本體，更是幕藩體制的倫理根基，這種思想契合了德川幕府建立中央集權的需求。
林羅山與德川幕府的結緣始於1605年。經藤原惺窩推薦，23歲的他以「僧官」身份入仕德川家康幕府。這個選擇頗具象征意義：德川家康雖以武力統一日本，卻深知儒學對鞏固統治的重要性。林羅山被授予的「禦伽眾」職位，表面是陪侍將軍的閑職，實際上承擔文書起草、外交斡旋等核心事務。他參與起草的【武家諸法度】，將朱子學的「三綱五常」轉化為武士行為準則，明確規定大名需要定期參覲將軍、禁止私鬥等條款，為幕藩體制奠客製度基礎。
林羅山的仕途轉折點出現在德川家光時期。1632年，他在上野忍岡創辦林家塾，這所私塾獲幕府資助擴建為昌平黌（湯島聖堂），成為日本第一座官辦儒學機構。與民間私塾不同，昌平黌的生源涵蓋幕臣子弟與武士階層，課程嚴格遵循朱子學體系，以【四書章句集註】為教材，強調「修身齊家」與「治國平天下」的貫通。林羅山親自講授【論語】【孟子】，把「忠君」「尊王」思想滲透至教學細節，培養出大批效忠幕府的官僚。
更值得關註的是林羅山在幕府決策中的影響力。他參與編纂的【本朝通鑒】，以朱子學史觀重構日本歷史，把天皇神格化與將軍權威合法化相結合，提出「神儒一致」理論。這個理論既為幕府統治提供神聖依據，又避免直接否定天皇地位，堪稱政治智慧的典範。1636年，他主導修訂的【禁中並公家諸法度】進一步限制朝廷權力，規定天皇僅能研習古典、不得幹預政務，實質上將朱子學的「華夷之辨」轉化為「公武分立」的現實格局。
林羅山的學術貢獻不僅限於政治實踐。他試圖在朱子學框架內整合日本本土信仰，提出「理當心地教」的神道觀。這個理論宣稱「神道即王道，即理」，將天照大神視為「理」的化身，從而消解神道教與儒學的沖突。其代表作【神道傳授】透過訓詁學方法，把神道具象化，為幕府推行「神國」意識形態提供理論支持。這種本土化改造使朱子學擺脫「外來思想」的標簽，成為日本文化認同的一部份。
面對思想領域的多元競爭，林羅山展現出強硬的排他性。他嚴厲批判陽明學「心即理」的唯心傾向，認為其「致良知」說會導致道德相對主義；對古學派「直指經典」的治學方法，他斥之為「舍本逐末」。1640年，他主導編纂【朱子語類鈔】，把朱熹思想系統化、教條化，試圖以此統一儒學界認知。這種學術霸權主義雖引發爭議，卻客觀上鞏固了朱子學的官學地位。
林羅山的仕途始終面臨身份認同的張力。盡管他以儒者身份服務幕府，但因幕府初期無儒者官制，其官職仍沿用僧官體系。1607年，他被授予「僧正」法號，需剃發著袈裟履職。這種「僧形儒者」的尷尬身份，既源於幕府對儒學定位的模糊，也反映林羅山在權力結構中的妥協。
突破發生在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時期。1635年，林羅山獲準以「儒臣」姓名標示公文，標誌著其身份的實質轉變。1642年，其子林鵝峰被授予「弘文院學士」稱號，徹底擺脫僧官序列。這一轉變背後是幕府對儒學制度的重構：昌平黌的建立使儒學教育納入官學體系，林家塾的官費生制度則為幕府培養專職官僚。林羅山晚年雖仍保留「道春」法號，但其政治活動已完全以儒者身份展開。
林羅山的遺產具有雙重性。他成功推動朱子學成為幕府官學，使「理」的哲學體系滲透至社會各階層。昌平黌的畢業生遍布幕府各級機構，形成龐大的儒官集團；其編纂的【性理字義諺解】等讀物，實作朱子學思想傳播的世俗化。1790年「寬政異學之禁」更以行政手段確立朱子學壟斷地位，凡不遵從者不得擔任藩校教職。
但是，這種官學化也導致思想僵化。林羅山後繼者將朱子學教條化，忽視其「經世致用」內核。山崎暗齋創立的崎門學派將「居敬窮理」推向極端，衍生出禁欲主義傾向；懷德堂學派雖嘗試引入蘭學（荷蘭學術），卻因偏離正統而遭打壓。至幕末，朱子學已淪為維護封建體制的工具，失去思想活力。
1656年，林羅山的妻子病逝，他悲痛至極，一口氣寫出26首悼亡詩，也因此獲得「愛妻家」的美名。1657年1月，江戶城發生「明歷大火災」，他在神田的住宅以及書庫也被徹底焚燒。那天，他帶著一本正在閱讀的書籍逃往上野，4天以後因為急病交加而死亡。
林羅山的一生，是思想與權力賽局的生動寫照。他以建仁寺稚兒為起點，把朱子學鍛造為德川幕府的統治哲學，卻在制度突破中不得不妥協於僧官體系。他既開創了儒學官學化的先河，也埋下了思想禁錮的種子。這種復雜性恰是東亞思想史的典型特征：任何外來思想的本土化，都必然經歷改造與被改造的辯證過程。
在我看來，林羅山的遺產提醒後人，思想的生命力不在於成為教條，而在於持續回應時代的挑戰。（2025年6月4日寫於東京樂豐齋）
